周伟明接过来，看了看，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杨发东。杨发东看着地面说：“袁总，我比你年长十几岁，你是小老弟，现在房间里就我们两个人，我也和你说说心里话。这次一机厂改制，成立驻厂工作组，蒲志来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日常工作由我处理，从内心来说，我不想一机厂进入破产程序，因为一机厂是武城最好的企业，生产经营一切正常，这样的企业怎么能进入破产程序呢？武城需要破产的企业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不去抓那样的企业？我是有个人想法的。但我的个人想法，在市委市政府的决定面前，我只能服从，我只能保留个人意见。昨天晚上，马虎腾给我打电话，问你们厂领导班子安排的问题，当然主要是问他自己下步怎么安排，我给他的回答是上面一点都没有布置，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我很茫然。对于市领导参加省深化企业改革会议后传达的内容，有些内容我是持保留意见的，把国有企业卖光，这样的做法我是不认同的，卖光不意味着就能解决问题，其中有卖光的企业，后遗症不是已经看到了吗？但是没有人能够拿出万全之策，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一机厂成了武城的试验品。你担任一机厂总经理这几年，我看着你带领厂领导班子，你们的成绩是有目共睹，就这样让你们下台，我也于心不忍，但你我都是这历史潮流中的一分子，都挡不住这个大趋势，我服从，你也只能服从。我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突然，上午开会，下午就进入到你们厂了。今天一大早安排，让我给你要这个三百万，从我内心来说，三百万别说在你们企业，在武城也不是个小数目，我是希望这三百万能为一机厂所用，能为武城所用，我不强迫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袁梁说：“一机厂有一千八百人，一千八百人的背后，还有几千名家属。对于社会，对于武城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社会包袱，就这样说让回家就回家，说让破产就破产，说让下岗就下岗，几千人呆在家里，这最起码的社会责任呢？我们什么都不要你们管，我们遵纪守法，我们合法经营，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这样下去呢，为什么非要把我们推向破产，推向社会呢？这种改革不是进步。我们马路对过的工厂，几年没有发下来工资了，员工都是自谋生路，你看看门口摆的几个摊子，有卖包子的、卖土杂品的、卖食品的、卖烟酒的，为什么不让这样的企业破产呢，偏偏选中我们。企业改革深化的初衷是什么？你作为市发改委主任，我想杨主任比我应该更清楚，我觉得我再说就是废话。我们不是企业的主人，员工不是企业的主人，我们当不了自己的主，我们当不了自己的家，工人阶级不是领导阶级，这是改革的目标吗？我在一机厂十几年，我的一切都是一机厂给的，我愿为这一千八百人奉献一切，但为了其他人，我谁的都不欠。如果说是为了武城的话，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这个三百万，如果是为了一机厂，为了一机厂一千八百名员工，我现在就能马上拿起电话来，打给客户，明天我就能赶赴缅甸，但现在已经不是了，我管不了啦。”
这时，门外的跑步声、喧闹声响成了一片，很快，二十多人闯到了袁梁的办公室。站在前面的有于奎志、甘新亭、杜兆平、刘凯、罗喜林，徐有才、唐汉平、蒋蔚秋跟在后面。
于奎志看看袁梁、杨发东就喊到：“袁总，还在这里喝茶，好自在，你不是总经理了吧？”不待袁梁说话，甘新亭喊道：“不要和他说别的，就跟他要我们的工资，我们欠发的工资不给，我们今天就不走。”
袁梁站起来说：“于师傅，你说的没错，我不是总经理了，我已经行使不了总经理的权力了，我不是到这里喝茶的，我是被工作组的人喊过来的。给我要工资，财务处有工作组的人在那里，我说话管用吗，你们要工资的话到财务处找工作组。”杜兆平说：“你不要往外推，去年的工资就是你欠的，就要你发。”徐有才挤到了前面来喊道：“我知道去年的工资欠发了一个月，我一直记着呢。那天，我拿回来六十万元货款，袁总让我交到财务处发工资，结果朱卫彬就在财务处等着，让张煜春付钢材款，把他的011车抵回来，张煜春说袁总安排发工资呢，朱卫彬说不付这个钱就撤张煜春的职。张煜春在财务处，咱去问他去，就是朱卫彬把钱转走了，欠的这个月的工资，咱去家属院找朱卫彬要去，走。”没有人跟着走，罗喜林喊着：“还有上个月的工资呢，这个月也都已经过了大半个月了，这工资怎么说？”
袁梁说：“每月厂里发工资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如果不是工作组进厂，昨天就该发工资了，昨天没发工资不是我的事，工作组一大早就进驻财务处了。不管是后勤，还是车间，所有的工时单、工资表我都已经签字了，都在财务处，昨天没有发工资，工作组的人不归我管。我让他们发，他们不会发，他们只会听从市委领导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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