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宗李治的关系
关于武则天与李治之间具体的情感性质——即是否有“真爱”存在——这更多的是后世文学、戏剧和影视作品中的讨论话题。这些创作通常基于有限的历史资料和个人解读，通过艺术手法来填补历史空白，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和李治之间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君臣或夫妻关系，它既包含了深厚的情感成分，也有着复杂的政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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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徽年间，唐高宗李治的皇权受到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大臣的严重限制。这些大臣强烈反对李治“废王立武”的意图，使得武则天的政治晋升道路充满挑战。然而，李治希望通过废黜王皇后并立武则天为后，来重振皇权，并削弱元老大臣的势力。因此，武则天逐渐成为了李治政治上的重要盟友。
稳坐皇后宝座
永徽六年（655年），一系列关键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武则天编写《内训》一书，同年中书舍人李义府率先支持“废王立武”，获得了李治和武则天的重赏。随后，许敬宗、崔义玄、袁公瑜等大臣也转而支持武则天。尤其是元老李积表态称“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的这番话很快扭转了局面。最终，在十月十三日，李治颁布诏书，以“阴谋下毒”这项罪名废黜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并流放她们的家族成员。七天后，李治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
次年，即永徽七年（656年），武则天被允许进见宗庙，其父武士彟被追封为司徒，母亲杨氏加封为代国夫人，武则天撰写了《外戚诫》以回应外界的批评。
打击门阀巩固皇权
显庆二年（657年），李治与武则天移居洛阳，并将之设为东都。至显庆四年（659年）四月，武则天与李治联手，对长孙无忌、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进行了削职免官和贬黜，从而基本实现了君主集权。“废王立武”事件不仅沉重打击了关陇集团，对反对者起到了震慑作用，同时也改变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皇权不振的局面，标志着关陇集团自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终结。通过这些行动，李治和武则天成功地巩固了皇权，为后续政策的推行铺平了道路。
参与朝政管理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唐高宗李治因风疾发作，无法处理国家大事，遂让武则天参与朝政管理。尽管初期二人合作顺利，但随着时间推移，分歧逐渐显现。龙朔元年（661年），武则天提出禁止妇女从事俳优之戏的建议被采纳；同年四月，李治欲亲征高句丽，在武则天和群臣劝阻下放弃。随着权力的增长，武则天从最初的“屈身忍辱，奉顺上意”转为“专作威福”，开始限制唐高宗的决策自由，引发了他的不满。
麟德元年（664年），宰相上官仪提议废后，唐高宗同意并命其起草诏书。然而，这一消息不慎泄露给了武则天，她迅速向李治申诉，使其改变了主意，并将责任推给上官仪。自此以后，武则天在政治上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垂帘听政”，大小事务皆与闻决断，国政大权逐渐归于中宫。
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武则天积极推动封禅泰山，强调女性在祭祀仪式中的作用，最终自己担任亚献。此外，她在农业政策上也有建树，编撰农书《兆人本业》颁行天下，重视田地开垦和粮食储备，同时也对佛教表现出尊崇和支持。
上元二年（675年），李治病情加重时曾考虑禅位给武则天，但因宰相郝处俊的反对而未果。武则天随后召集文人学士修撰多部书籍，并让他们参与朝廷奏议，以分割宰相权力。
永淳二年（683年），李治驾崩于洛阳贞观殿，临终遗诏令太子李显即位，并在必要时由武则天决定重大军国事务。四日后，李显即位为唐中宗，尊武则天为皇太后，标志着武则天正式走上前台，开始了她对唐朝政治的深刻影响。
废中宗临朝称制
嗣圣元年（684年）二月，唐中宗李显意图任命韦皇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遭到宰相裴炎的反对。面对李显的不满与冲动言论，武则天果断采取行动，废黜李显为庐陵王并流放房州，转而立第四子豫王李旦为帝，即唐睿宗。然而，实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手中，她继续临朝称制，掌控国家大事。
同年九月，武则天改元光宅，将东都洛阳更名为神都，并对官服颜色、职省名称等进行改革，赐宫城名为太初宫。同月，前扬州司马徐敬业以扶持庐陵王为名，在扬州起兵反武。武则天迅速派遣李孝逸率大军镇压，十一月，徐敬业兵败，叛乱平息。
垂拱元年（685年）五月，武则天颁布诏书，允许官员和百姓自荐求仕，广开言路。次年正月，尽管名义上还政于李旦，但因李旦“奉表固让”，武则天实际上并未放弃权力，继续临朝称制。三月，她设立了四个铜匦，分别为延恩、招谏、申冤、通玄，鼓励民众上书言事，此举对稳定朝政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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