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给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和谐繁荣的景象。这些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推行的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如同春风般温暖了广大农民的心，让他们切实的感受到了来自朝廷的关怀和支持。受到鼓舞的农民们充满了干劲，积极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通过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增强了农民的生活信心，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迎武则天回宫
在高宗李治还是太子时，他便与比自己年长四岁的太宗才人武氏有了私情。唐太宗去世后，依照宫廷惯例，武氏入感业寺为尼。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在纪念太宗的周年忌日前往感业寺进香时，再次遇到了武氏，两人重逢并表达了彼此的思念。
次年，即永徽二年（651年），武氏重新回到了皇宫。同年，针对百济对新罗的侵略行为，唐高宗发出诏令要求百济归还所侵占的新罗领土，并警告若不遵从将支持新罗反击，甚至威胁到高丽，显示了其作为皇帝处理国际事务的决心。
废后立武
到了永徽三年（652年），武则天被封为二品昭仪。她深知王皇后的心理，对其卑躬屈膝，赢得了王皇后的好感和推荐，从而加深了唐高宗对她的宠爱。与此同时，王皇后和萧淑妃逐渐失去了皇帝的青睐。
面对废立皇后这一重大决策，唐高宗意识到需要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然而，当征求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意见时，他们坚决反对废后立武。另一位大臣李积则选择回避，而于志宁未明确表态。尽管面临强烈反对，唐高宗最终在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决定废黜王皇后，并在十一月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标志着皇后位置的更替。随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因反对立后而遭到贬谪，为武则天的权力上升铺平了道路。
移驾东都
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李治下令重建洛阳紫微宫内的乾元殿与应天门，这些工程在次年完成。657年正月庚寅日，李治移驾至新修缮的洛阳，并颁布《建东都诏》，颂扬洛阳地理位置优越，能够有效地连接四方赋贡、促进风雨同舟的国际交流，强调其作为政治中心的重要性。
贬重臣获得更大自主权
因此，他正式将洛阳宫改称为东都，洛州的官吏编制等同于京师雍州，从而确立了唐朝两京制的格局。随着东都的建立，显庆三年（658年），前朝重臣褚遂良在流放地爱州去世；而到了显庆四年（659年）七月，长孙无忌在黔州被逼自尽。长孙无忌的倒台牵连了许多关陇集团的老臣，削弱了保守势力对皇权的制约。自此以后，唐高宗在政治决策上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朝廷内外形成了一种避免进谏的氛围，长达二十年间鲜有人敢于直言批评。
对异族宽宏大量
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戊戌朔日，邢国公苏定方成功平定了百济叛乱后，将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及其太子隆等五十八名俘虏献至东都洛阳的紫微城南门——则天门。
面对这些战俘，唐高宗进行了责问，之后下诏将其释放，展现了他对边疆事务的掌控力和对异族的宽宏大量。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了唐高宗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体现了他在处理国内外事务上的强硬与灵活并用的策略。
废后深层原因
唐高宗李治决定废黜王皇后并立武则天为后，这一决策的影响远超出了宫廷内部的家务事范畴。褚遂良等士族官僚坚决反对的主要理由在于，王皇后出身于显赫的世家大族，且是先帝李世民亲自选定的，轻易废后被视为违背了先帝的遗愿。他们认为，如果要更换皇后，也应该从名门望族中挑选，而不是出身相对低微的武氏。
这种对皇后出身的关注，反映了当时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之间的深刻矛盾。自南北朝后期以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的士族地主势力逐渐衰退，而新兴的庶族地主势力正在崛起。这种社会变迁影响到了朝廷的政治格局。唐高宗敢于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束缚，直接掌控政权，体现了他不愿被既有势力摆布的决心和勇气。这不仅是个人胆识的表现，也反映出他作为统治者独立决策的能力。一个昏庸懦弱的皇帝很难具备这样的魄力和行动力。通过这次改换皇后，唐高宗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也为后来政治改革铺平了道路，显示了他在面对传统势力时的果敢和决断。
权力的移交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唐高宗李治首次感到风眩头重，视力受到影响，难以有效处理日常政务。面对百官的奏报，李治开始将部分决策权交由皇后武则天负责。武则天不仅聪明机敏，而且对文史有着广泛的了解，她处理政务的能力得到了李治的高度认可。因此，从这个时候起，李治逐渐将更多的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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