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平安史
同年十月，李豫委任长子李适为主帅，仆固怀恩为副帅，统率河东、朔方及各道行营军队，联合回纥骑兵，组成十余万大军，向自称燕帝的史朝义部发起猛烈攻势。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亦率军参战。唐军于壬申日抵达洛阳北郊，并于甲戌日在横水与安史叛军展开决战，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俘杀叛军六万余人，迫使史朝义向北溃逃。
随后，唐军迅速收复了东京、河阳及汴、郑、滑、魏等州。同时，燕相州守将薛嵩与恒州节度使张忠志（即李宝臣）也相继归顺，献上了赵、定、深、恒、易五州。至宝应二年（763年）初，走投无路的史朝义在北逃途中被意图归唐的燕范阳尹李怀仙追上，被迫自杀。李怀仙割取其首级来降，标志着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七月，群臣为表彰李豫的功绩，上尊号为“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
任用安史旧将埋下隐患
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采纳了仆固怀恩的建议，决定允许原安史旧将镇守河朔地区。这一决策在短期内确实稳定了动荡的局面，缓和了紧张局势，并有助于恢复地区的秩序。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一举措也被认为是为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埋下了伏笔。这些前叛军将领被赋予了极大的地方权力，逐渐形成了各自为政、势力坐大的局面，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
虽然此举最初旨在巩固政权和平息动乱，但最终却促成了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挑战了中央权威，从而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历史阶段。尽管唐代宗李豫的决策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它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过度依赖军事将领的地方治理可能会导致中央权力的分散，进而影响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即位之初内忧外患
宝应元年（762年），唐廷为了追讨江淮地区八年间累积的租税，派遣了一批强硬的官吏担任地方县令，强行向民间征收粮食和布帛。此举引发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与广泛反抗。特别是在台州临海（今浙江临海），当地人袁晁在翁山（今舟山群岛）集结力量，领导起义军攻占了台州，并自立年号“宝胜”（或称“升国”）。随后，袁晁的军队连续攻克信州、温州、明州等地，迅速集结了近二十万的兵力。同年，在江南地区，方清也在歙州（今安徽歙县）带领饥民揭竿而起，响应袁晁的起义。
面对浙东地区此起彼伏的起义浪潮，李豫命令驻守临淮（今江苏盱眙）的河南副元帅李光弼分兵进行镇压。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斗，至广德元年（763年）夏季，李光弼的部队逐渐平定了浙东地区的起义军。袁晁最终被捕并遭处决，标志着浙东动荡局面的平息。此次事件不仅揭示了当时政府政策的严厉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反映了民众在苛政下的抗争精神。
在唐朝内乱之际，吐蕃趁虚而入，逐步侵吞了北方的领土，并深入内地，占领了从陕西凤翔以西至邠州以北的十余个州。广德元年（763年）九月，吐蕃大军大举入侵，边疆将领多次告急，然而这些警报却被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十月，叛变的泾州刺史高晖引导吐蕃军队穿越邻近州县，寇掠奉天、武功等地，直逼京师长安。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李豫紧急任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并启用郭子仪担任副元帅抵御敌人。由于反应迟缓，李豫被迫匆忙撤离京城，前往陕州避难，导致大量官员和平民逃亡或藏匿。吐蕃占领长安后，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傀儡皇帝，肆意劫掠府库与市井，烧毁民居，使长安陷入一片混乱。
幸亏郭子仪巧妙周旋，最终迫使吐蕃撤出长安。李豫于同年十二月返回长安，并重赏了郭子仪。因宦官程元振“专权自恣”，贻误军机，李豫罢免了他的官职并将其流放至江陵。朔方节度使、大宁郡王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中战功赫赫，家族中共有四十六人为国捐躯。但之后却遭到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和宦官骆奉先的排挤，在无法向朝廷申诉冤屈的情况下。
广德元年，仆固怀恩派其子仆固玚攻打辛云京，企图澄清自己的名声。尽管李豫多次尝试招抚，但都未能成功。最后，李豫只得采纳刑部尚书颜真卿的建议，派遣长期在朔方任职的郭子仪前去进行招抚。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在进攻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时遭遇顽强抵抗，受阻于榆次。最终，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仆固玚被自己的部下所杀。
永泰元年（765年）九月，仆固怀恩再度发动叛乱，并大肆宣传唐帝李豫已死的消息，以此鼓动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和奴剌等部族组成三十万联军，意图直取长安。这一举动使京师震动，朝廷上下与百姓人心惶惶。面对紧急局势，李豫迅速召集郭子仪屯兵泾阳，准备抵御来犯之敌。然而，在联军进军的关键时刻，仆固怀恩突然病逝于军中，这为局势带来了转机。郭子仪抓住这一机会，利用其在边疆的威望和外交手腕，成功说服了回纥军队与唐军联合，共同对抗吐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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