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政开元
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成功除掉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巩固了皇权。随后，他前往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检阅军队。当时，姚崇正在担任同州刺史，由于同州距离新丰不到三百里，按朝廷规定应到行在见驾，而唐玄宗也秘密召见姚崇前来。
姚崇到达后，与唐玄宗深入讨论国家大事，两人侃侃而谈，话题广泛且深入，不知疲倦。唐玄宗对姚崇的见解非常满意，有意任命他为宰相。面对这一机会，姚崇提出了十条政治主张，涵盖了广泛的改革措施，旨在革除积弊、振兴国家。这十条主张包括但不限于整饬制度、罢免冗余职位、合理选用官吏、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等。唐玄宗欣然接受了姚崇的所有建议。
次日，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封为梁国公，不久又升任紫微令（即中书令）。作为宰相，姚崇积极推行新政，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致力于清除旧有的弊端，建立新的秩序。他注重整顿吏治，精简机构，淘汰不称职的官员，同时提拔有才德之人。他还特别强调发展生产，采取措施鼓励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这些努力为“开元盛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姚崇的改革措施不仅提升了朝廷的行政效率，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唐朝在开元年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这些贡献对于唐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灭蝗救灾
开元四年（713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蝗灾应对事件，显示了姚崇作为宰相的果断与远见。当时山东地区遭受严重蝗灾，百姓因迷信而只知设祭膜拜，不敢消灭蝗虫，导致庄稼被大量啃食。面对这一危机，姚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
1.排除异议亲自督导灭蝗
姚崇上奏唐玄宗，引用《诗经》和汉光武帝的诏书，强调灭除蝗虫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灭蝗方法。他指出，蝗虫怕人且容易驱赶，建议农民们积极保护自己的田地，通过夜间焚火、旁挖坑的方式边烧边埋，以彻底消灭蝗虫。为了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姚崇还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前往各地监督灭蝗工作。
然而，姚崇的提议在朝廷内外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许多官员认为不应消灭蝗虫，担心这会触怒天意或违背自然规律。唐玄宗对此也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面对质疑声浪，姚崇坚定地回应道：“事物的发展常有违反经典而切合潮流的，也有违反潮流而合乎权宜的。”他提醒大家古时因未能及时消灭蝗虫而导致饥荒甚至人相食的历史教训，强调即使不能完全消灭蝗虫，也比留下它们造成更大灾难要好得多。
2.敢于承担后果
黄门监卢怀慎表达了对大规模消灭昆虫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的担忧，认为这是天谴的表现，而非人力所能控制。对此，姚崇则用历史故事论证，如楚惠王吞蛭治病、孙叔敖斩蛇得福，以此说明正确的行动可以带来正面的结果。他更进一步承诺，如果因为灭蝗而招致天谴，他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绝不推诿责任给他人。
3.科学组织灭蝗
一些地方官员，如汴州刺史倪若水，起初拒绝配合捕蝗行动，认为只有通过修养德行才能消除天灾，并引用前赵刘聪除蝗失败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针对这些反对意见，姚崇写信反驳说，刘聪是一个篡位者，其德行不足以战胜灾害；而当今的皇帝圣明，应当相信正义能够克服困难。他还提到古代良守的故事，指出良好的治理可以防止蝗虫入境。最终，倪若水被说服，开始配合消灭蝗虫的工作。
在姚崇的坚持和努力下，虽然连年都有蝗灾发生，但并没有造成大面积的饥荒。这次成功的蝗灾应对不仅减少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而且树立了一个依靠科学手段解决问题的典范。姚崇的做法体现了他在紧急情况下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以及他对国家利益的高度责任感。姚崇的行动为“开元盛世”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也成为了后世处理类似问题的重要参考案例。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开元四年”应是公元716年，而不是713年，后者是先天政变发生的年份。
晚年荣宠
姚崇在晚年依然深受唐玄宗的倚重，即便在他因疟疾卧床不起期间，皇帝也对他关怀备至。由于姚崇在京师没有自己的住宅，寓居于罔极寺中，患病后唐玄宗每日派遣使者数十次前去探望，并且每遇军国大事都征求他的意见。为了方便姚崇参与政务，唐玄宗采纳了黄门监源乾曜的建议，命令姚崇搬入四方馆居住，并允许家属侍奉其病榻之前。面对这一安排，姚崇认为四方馆是存放官署文书的地方，不适合病人居住，因而极力推辞。但唐玄宗回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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