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要在回答袁丽的问题之前，如此深入细致地剖析她的“表达风格”，其根本原因在于她很可能对自己这种下意识的表达模式以及背后所反映出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清晰、明确的认识。如果她能够像站在一面明亮的镜子前一样，真切、清晰地看见一个更加真实、全面且立体的自己，那么相信在今后面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选择时，凭借着这份难得的“自知之明”，她将会极大地增加选择的清晰度与方向感。尤其是将那些过去被她有意无意回避或者遗漏的重要信息重新纳入自己的思考视野，尝试着去修复这段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婚姻关系。在这里，袁丽可以先静下心来，认真地追问自己几个关键且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当初常明吸引自己的独特特质究竟有哪些？这些曾经让自己心动不已的特质，如今是否已经在岁月的磨砺和生活的琐碎中发生了改变？在他们相处的最初阶段，自己对这段关系又有着怎样具体的期待与实际的需求呢？对于袁丽而言，尝试婚姻修复这一行为的重要意义在于，她将不再是一个被婚姻事件随意卷入其中、只能被动承受痛苦的无辜者，而是要学会转变为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决心的执行者。本着对自己和孩子真正负责的态度，积极主动地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勇敢地去尝试各种可能改善婚姻状况的方法。即便最终修复婚姻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她也能够做到问心无愧，尽力而为，从而不会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和后悔的余地，能够坦然地面对未来的生活。
当袁丽站在离婚这个人生的重大抉择面前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准备离婚与实际操作离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各自涉及到众多复杂且关键的细节和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丽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强大而坚定的执行力，来帮助自己应对这一系列棘手的难题。她需要将所有涉及离婚的事项都进行全面、细致的考虑，确保没有任何遗漏。例如孩子抚养权的归属问题，这无疑是重中之重，关乎着孩子的未来成长和发展；夫妻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债务，这关系到双方的经济利益和责任划分；财产如何分割，需要遵循法律规定和公平原则，合理分配夫妻共同财产；抚养费的给付方式，要确保能够满足孩子的生活和教育需求；以及对孩子的探视权等一系列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都需要她认真权衡和妥善安排。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如果她感觉自己力不从心或者对相关法律规定不太清楚，完全可以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律师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能够为她提供准确的法律建议和合理的解决方案，以便更好地维护她自己和孩子的合法权益。同时，袁丽还要主动地收集与离婚相关的各种证据，这些证据可能会在后续的离婚诉讼中起到关键作用。但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她必须要保持冷静和谨慎，注意做到不打草惊蛇，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因为到了离婚的实际操作层面，常明是否按时回家，外面是否存在其他情人等这些看似属于个人隐私的信息，实际上都与袁丽能否顺利离婚以及能否充分保障自己和孩子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袁丽首先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弄清楚常明争取孩子抚养权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是他真的发自内心地舍不得孩子，想要亲自照顾孩子长大吗？还是他只是将孩子抚养权作为一种手段，其真实目的是不想离婚，试图以此来要挟袁丽，让她放弃离婚的念头呢？又或者是他想要通过争夺抚养权来达到多分割财产的不良目的呢？如果袁丽所说的“常明不在家带孩子，孩子从出生就是自己和母亲辛辛苦苦在带”这种情况是真实可靠的，那么从常理推断，基本上可以排除常明是真心舍不得孩子这一可能性。换句话说，常明或许并不是真的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谈判的筹码。至于常明所说的“他可以不要工作，天天守着孩子”这样的话，从一个平日里经常不回家、对家庭事务参与较少的男人嘴里说出来，突然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变，从此变成一个尽职尽责、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的全职爸爸，这其中的可信度又能有多高呢？而且，根据一般的经验和心理学原理，一个人越是说出夸张和过分的话，往往就越是暴露出其内心的不自信和计划的不周全，也就越是存在诸多漏洞，更加可疑。经过这样深入的分析和思考，袁丽应该清醒地明白，在争取孩子抚养权的激烈竞争中，单纯地依靠讲道理或者谈感情都是没有实际作用的，她需要制定出一套理性、科学且行之有效的战术，变被动为主动，积极争取自己和孩子的合法权益。
袁丽可以尝试采取一种看似冒险但实则可能有效的策略，即同意将抚养权暂时交给常明，然后静下心来，耐心地静观其变，仔细观察他将如何去实现自己“天天守着孩子”的宏伟承诺。在这个过程中，袁丽一定要保持冷静和沉稳，不要轻易被常明的任何行为或者言语所左右。如果袁丽能够做到以上这两点，那么往往常明会因为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而陷入自乱阵脚的尴尬境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很可能常明的真实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孩子，孩子在他眼中不过是他用来要挟袁丽、达到自己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当他发现自己的计划无法顺利实施，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时，他很可能就会因为承受不住压力或者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主动找袁丽，将孩子送回到她的身边。孩子的问题之所以会成为袁丽的软肋，让她在离婚这件事情上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她过于相信常明的话，陷入了一种不想、不敢去尝试新方法的困境之中。如果袁丽始终抱着“与孩子一刻也不能分离”这种过于绝对和固执的心态，那么这个原本可以成为她谈判优势的软肋，就会瞬间变成束缚她行动的沉重枷锁，让她提出的离婚想法也只能永远停留在想想而已的阶段，无法真正付诸实践，从而继续在痛苦的婚姻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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