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寥寥60余字。这与夏圭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在极简的简介中提到“早年画人物”，却没有一幅人物画及相关记载流传后世。如此种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颇不甘心，又在网上进行了一番延伸检索，发现夏圭在宋代十大杰出画家中排名第六，在其同时代画家马远之前，但在“南宋四家”中，他又排名马远之后，并称“马夏”
是什么原因导致有关夏圭的身世成迷呢
为了进一步弄清其中缘由，我继续在网上翻找，于是又找到了两则对夏圭评价截然相反的记载。一是《画继补遗》中称：“夏珪，钱唐人。理宗朝画院祗候。画山水人物极俗恶。宋末世道凋丧，人心迁革，圭遂泛得时名，其实无可取，仅可知时代姓名而已。子森，亦绍父业。”二是其后的《图绘宝鉴》记载：“夏圭，字禹玉，钱唐人。宁宗朝待诏，赐金带。善画人物，高低酝酿，墨色如傅粉之色，笔法苍老，墨汁淋漓，奇作也。雪景全学范宽。院人中画山水，自李唐以下，无出其右者也
同样极其简略，仍然没有其身世记载。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记载对夏圭的评价截然相反。一是《画继补遗》称夏圭为“理宗朝画院祗候”；《图绘宝鉴》则认定为“宁宗待诏”。二是对其艺术成就的评价。《画继补遗》称夏圭“画山水画人物极俗恶”，且认为夏圭是因“宋末世道凋丧，人心迁革”“遂泛得时名”全盘否定夏圭艺术成就；《图绘宝鉴》则认为夏圭山水画为“奇作也”，“院人中画山水，自李唐以下，无出其右者也。”评价极高
关于第一点，据有关资料记载，按照北宋翰林图画院的机构设置，祗候与待诏是两个层阶的职衔，由祗候升至艺学，继由艺学方能升至待诏。南宋高、孝、光、宁诸朝画院承北宋画院体制，画史有记录的画师，大都为待诏一级。而此处《画继补遗》、《图绘宝鉴》两书所记夏圭的职衔，却与常例不同：宋宁宗朝在前，已为待诏；宋理宗朝在后，却成祗候。造成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是，或是其中必有一误；或是因宋理宗时画院建制上升迁之法的变动所致。当然，由于史料缺失，若简单地认定其为记载有误而加以否定，并不是科学的态度，只能存疑，有待考证
关于第二点，有关资料显示，《画继补遗》是中国元代画史着作。据其自序称，此书成于大德二年(1298年)，是继《画继补遗》之后编写的南宋画家传记，分上、下2卷。上卷为帝王、贵族、官宦、僧道、文人及平民画家，下卷所载主要为宫廷画家。共得南宋画家传记84篇，涉及南宋画家90人，对个别北宋画家也略有记载。传记内容包括籍里、字号、生平、师承、专擅、画法风格、所见作品、当时影响各项，亦略有评价
《画继补遗》的作者为庄肃。据搜狗百科记载，庄肃，元藏书家，字恭叔，号蓼塘，松江(今属上海)青龙镇人。仕宋为六品小吏。宋亡后，弃官浪迹于江湖，隐居于松江青龙镇，于青龙镇建藏书楼
据史料记载，《图绘宝鉴》的作者为夏文彦，字士良，号兰渚生，祖籍吴兴(今浙江湖州)。夏文彦的曾祖父夏椿，经常行善举，颇得民心。元朝政府“官其长子，而表其门曰义士，且旌其家”。夏文彦的父亲夏濬是个没有做官的“处士”，爱好古玩、书画，曾筑“爱闲堂”专事收藏。受其父影响，夏文彦爱好古玩和书画，富收藏，其收藏不仅多，而且多有前代名家之作。丰富的收藏，使夏文彦“朝夕玩索、心领神会”。夏文彦本人也能作画，同时代着名学者陶宗仪还曾为其画作题诗。夏文彦在鉴藏和绘画上的修为，为他编纂《图绘宝鉴》打下很好的基础
读了庄肃和夏文彦对夏圭的截然相反评价，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同为元代人的庄夏二人，对夏圭的评价为何会形同天壤呢?背后是否有什么隐情
我主观揣度大抵是以下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庄肃与夏文彦对夏圭观点完全相左的评价。一是艺术审美趣味和观念不同导致的个人偏见；二是受因个人恩怨影响。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但隔着800余年的岁月尘烟，我们已无法还原其历史真实
因个人恩怨，而完全否定一个人，在生活中较为常见。不过，夏圭大约生于1180年，卒于1230年，庄肃生于1245年，卒于1315年，也即是说，在夏圭去世15年后，庄肃才出生，他们刚好在同一个时代擦肩而过，从未谋过面。他们的故乡一个在杭州，一个在上海青龙镇，应该不会有什么世仇之类。如果其先辈之间有什么龃龉，而延续至后辈，导致庄肃对夏圭持有偏见，从而对其绘画艺术成就的评价有失偏颇，或有可能
当然，这是我“恶意”的揣测，相信庄肃作为元代一位着名的藏书家和大评论家，不至于如此狭隘和短视吧
那就是审美趣味不同，因个人偏见，导致对某类绘画作品或某类画家的作品出现较大的评价差异，甚至否定性评价的情况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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