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燕村,凡累的苦的义务工,都要安排给专管分子。这些任务本是安给王郎中的,但是都由子女去完成。那时期有过规定,年满十八岁以上的地主富农是分子,是专政、批斗的对象,十八岁以下的是子女,虽不批斗,但注定家庭成分不好,读书、工作、参军、婚姻都受到影响。特别是读书、工作、参军、入组织,在政审关时过不了关的。
王治山又背着玉米面和大豆,替母亲去陈桥村挖苹果塘。
后来,飞燕村派王治山去做义务工,他被分配到牛过河火车站,参与修桥,修铁路。
公社去了几十人,跟他玩得好的,一个是孙长毛,另一个是杨老黑。杨老黑是彝族,人长得黑,喜欢在腰间系一根红布条。
他们三人分在一个组,撬石头,打石头,码桥墩,他们互相合作。王治山是左撇子,打出的石头四周纹路与其他人不一样。如今的读者,要是去牛河边村大桥玩,还能看到那些桥墩上的石纹,与右手打的不一样。
牛过河大桥是北方进入南方省城的咽喉要道,公路铁路都沿着牛过河顺流而下,就在河边村,还有法国人修的米轨铁路桥,横跨在牛过河上。
相传,法国人在修一个隧道时,因为荆刺十分密,施工难度大,要在岩石上修建,悬崖下面是很深的河水,下去的人都得腰系绳子。法国人承诺给十个中国工人很多钱,让他们打开毛路,炸开石岩。等基本工作结束时,即将结工人工钱的前一天,法国人为了节省钱,将工人拉到半山腰悬空施工,就将他们的绳子砍断,十个工人就摔死了。后来有人说,每根枕木下都躺倒一个中国工人。
60年代后期,河边村全是茅草房,牛过河公社离河边村有3公里。铁路工人吃粮要用推车到公社拉。有一天王治山、孙长毛、杨老黑正拉着米从尖山上往下走,王治山走前面,两手握住推车的前面的车把手,孙长毛与杨老黑在后面扶着车。由于车重,下坡路越来越快,最后三个人都控制不住,后面两人撒手了,王治山被推车架着跑,失控后,连人带车翻下山去。车子与大米抛在石涯下面,人找不到。石涯下面是食堂,食堂是露天食堂,是伸出来的石岩遮住雨水,就成了他们的食堂。车与大米都滚落在食堂前的一块空地上,吓得烧火做饭的师傅惊叫:“人呢?人呢?”
等孙长毛、杨老黑喘着粗气跑来现场,大惊失色,四处张望,叫着王治山的名字,没有回声。
组织大家去找,才在山上一个草丛间找到,喊话也不搭理,只有点悠悠气。他们用木板把他抬到食堂门口,这点常识他们培训过,受伤骨折人不能背,只能抬。
等他能说话时,工人问他:“要不要紧?不行就送到牛过河公社医院?”
他说:“不去,一是没钱,二是不想给组织添麻烦。你们到河边挖些花斑竹来,给我找一块红糖,挖十条蚯蚓,准备一两酒来,我能医好自己。挺管用的。”
花斑竹是什么药?就是虎杖。蚯蚓是地龙。王治山就用这两种药把自己给治好了,两天后就上了工地。那时候,工人才知道他是个草药医生。周围农村的跌打劳伤农民,会找他看病。
一天上午,杨老黑和王治山用铁链抬着石头经过河边村,一个中妇女见小孩不听话,就骂小孩:“你这个喽啰养的,不听老娘的话。”
杨老黑丢下木杠,王治山闪倒在地,杨老黑跑过去就打了那个中年妇女几个耳光,中年妇女哭叫着:“打人了,打人了。”王治山跑去劝架,杨老黑又和妇女扭打起来。
村里出来好几个男人,把杨老黑捆住,绑在一棵树下。
不分青红皂白的村民也将王治山捆在树下,说是一伙的,妇女也说不清王治山是否打着她,实际王治山没有动过那个女人。
村民议论着,要狠狠批斗他们,村里很热闹,施工人员也去看个究竟。发现是自己的两个工友,于是说情,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可是没有用。杨老黑反而大声说:
“不关王治山的事,你们敢斗我,打着我,放了我,晚上天黑,我一把火烧光河边村所有茅草屋。我是彝族,谁骂喽啰,就是对我最大侮辱,我就与他拼命。红腰带是火神的象征,见证我的所做所为。昂、昂,你们来吧!任何人不准说“喽啰”。”
村长来了,和施工队长见面后,把杨老黑、王治山放了。
以后,孙长毛也学着杨老黑,不管走到哪里都系一条红布带。这带的村民对这种系红布带的人,都不敢惹。
河边村的牛过河下游一公里有一个长达几公里的隧道,叫河边村隧道。这年夏季,雨水特丰富。隧道前一百米铁路是沿河修建的,松软的路基在雨水的浸泡下,更显虚弱。夜晚一辆军列驶来,铁路塌方,六节车箱翻了,摔进河里,车上九人牺牲,车上的许多军用物资散落。一个小时后,附近的驻地方部队就控制了河边村,架设了机枪,歩兵持枪巡逻,人员不得进出。有一个特别好奇的家伙不听劝,越过警戒线,被枪打中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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