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上看，宋朝官府搜刮仔细得真是到了“锂铢必较”的程度。
比如，老百姓可以选择租种朝廷的公田，按纸面规定，公田的地租比私田低，但公田的佃户们却常年受到官吏敲诈勒索，负担远超规定的地租。
当然，百姓也可以耕种自家的田地，可这会遭到极严重的折变征税盘剥。
那么，何为折变征税？
简单来说，宋朝沿用了唐朝的“两税法”，要求夏税输钱，秋税输米。
但官府找借口，有时以钱折麦，有时又将麦折钱，有时以钱折绢，有时又将绢折钱，称为【折变】。
几个来回，就能让纳税户的负担增重几倍。
而折变征税还不是最残酷的，民众还得应付【支移】：
百姓不但必须缴纳田赋，还须自费将田赋运送到需要粮草的指定仓库。
这只是字面的意思，实际上，这是官府“脑洞大开”的增收手段。
它们所指定的目标仓库其实未必真的缺粮，它们只是给百姓指明一个路途遥远的目的地，要求他们运粮过去“救急”，可老百姓没有能力既出车、又出人、还出钱跑那么远。
为图方便，百姓会选择直接在目的地买粮交差。
当地官府通过高价卖粮，就从老百姓身上赚了一大笔钱。
所谓【城邑】，指城市居民需要缴纳宅税、地税、茶课、盐课等杂税，盖房子要征税，娶媳妇要征税，出远门读书，路过税卡，随身携带铜钱、铁钱要纳税，连农具也要收税。
然后【杂变】，指的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税种，取决于当地官府癖好，如某地官府需要牛皮，就直接向百姓征收牛皮，需要箭杆，就向百姓征收箭杆，只要官府下令，老百姓就必须上交。
再有【丁口】，即人头税，早在宋真宗时期，两浙、福建等地的人头税就逼得百姓不敢再养儿子，生了儿子要么抛弃，要么卖掉，要么送给庙里。
此外，宋代朝廷还十分重视通过垄断渠道增收，全力控制盐、酒、茶、香料等高利润商品资源：
如北宋汴京的酒业实施“榷曲法”，即对造酒的店铺实行“配曲”，一个店铺能造多少酒取决于他能从官府手里购买到多少酒曲配额，而购买酒曲配额的钱就叫作“曲钱”。
开封城酒铺每年得花费不小的“曲钱”向官府购买官曲。
为了牟利，北宋官府多造酒曲，硬性摊派，根本不管酒铺是否能把酒卖出去，于是酒铺倾家荡产还官府欠债甚至成了普遍现象。
直到后来宋神宗时期，这种摊派才停息。
接着食盐垄断，如北宋后期。
北宋联金灭辽后，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北宋官员随即把宋境的盐法也一并移植过来，于是在辽国统治时期，当地每斤盐11文钱，北宋来了以后，每斤盐280文钱，飙升20余倍。
除此以外，宋朝时期的差役也很要命。
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徭役，要求平民协助官府修城造桥。
宋代的差役要求有一定财产的百姓必须出人出钱为官府运送物品、看管府库、督收赋税、追捕盗贼，且不发薪水，强迫百姓脱离生产、自费完成工作运转，如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的花石纲。
到了仁宗时期，这种【衙前差役】已成百姓人人闻之色变的噩梦。
平民怕承担衙前的苦差，都不敢致富，老百姓只要多种一棵桑树、多养一头耕牛，就会被周围的人当成富户，然后被推举去承担会导致破户败家的衙前差役。
如嘉佑八年，在凤翔做官的苏轼曾在一封信中说：
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
当时，按照朝廷规定，家产满二百贯的家庭就可以被征去衙前服役，但当地的各户人家极少有家产达到二百贯的，官府为了找到足够的人服差役，凑够二百贯的服役标准，硬是把老百姓家中的桌椅板凳、扫把拖把、鸡鸭猫狗、剪刀针线、麻绳碎布等等东西全部计入财产，绞尽脑汁地美化统计表。
接着，老百姓实在没办法，去服差役的时候，惨剧才刚刚开始：
首先服差役的人得给官府的胥吏塞至少得上百贯钱红包，否则他们就会把最遭罪、最劳累的差役分配给你，变着法子给你“穿小鞋”。
其次，大多数差役都是负责向京城或其他重要城市押送纲运物资，最少几百贯钱的路费都得服差役的人自己承担。
于是服差役的百姓“全家破坏，弃卖田业，父子离散，为乞丐者不少”。
勉强能熬过一轮差役的百姓，还要面对下一轮差役，不至乞丐则差役不止。
于是为了让儿子躲避衙前差役，老父亲上吊自杀；有的人家连年迈的祖母都要改嫁，并将田产贱卖以减少家产，亲人早早地分家，甚至弃田送人者亦不罕见。
而朝廷仍觉得不够，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关于服衙前役，他规定：
邻里之间可以向官府举报故意隐瞒或减少家产以逃避差役的人家，一旦查实，官府会重赏举报人。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喜欢演变战役请大家收藏：(m.2yq.org)演变战役爱言情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