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松组长的指尖在地图上云川省的区域轻轻点了点，指腹划过清河县那片被标注为“高风险”的红色区域时，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凝滞了几分。“根据前期多轮摸排和数据筛查，云川省教育系统的风险点已初步锁定，主要集中在三个核心环节。”他的声音沉稳有力，每一个字都清晰地落在众人耳中，“第一，营养餐补助资金挪用，本该流入孩子餐盘的钱，可能成了某些人的‘私房钱’；第二，虚报在校人数套取教育经费，用不存在的‘学生’骗取国家资源；第三，贫困生资助金发放不及时，让本该雪中送炭的政策成了‘空头支票’。”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巡视组成员，“这三个问题看似独立，实则都指向同一个病灶——政策执行中的‘中梗阻’，基层执行变形、监督失效，甚至存在人为干预。”
张枚紧接着翻开面前的信访台账，指尖在密密麻麻的记录上滑动，最终停在“清河县”那一栏。“我们调取了省教育厅、省信访局近三年的相关记录，发现一个异常现象：关于清河县教育系统的举报，占了云川省同类举报总量的35%，但办结率却不到50%，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她将一份整理好的统计表投屏到屏幕上，红色的“未办结”标记格外刺眼，“更值得注意的是，未办结的举报中，有60%都以‘查无实据’为由草草结案。这里的‘查无实据’，要么是基层调查走过场、流于形式，要么就是有人在背后故意压案、捂盖子，试图掩盖真相。”
会议室里的议论声渐渐响起，又很快平息。轮到博源发言时，他没有直接罗列数据，而是从一个具体的名字开始：“在前期下沉调研时，我认识了清河县大坪乡中心小学的一个学生，叫关小勒。去年冬天，他的班主任私下跟我反映，学校的营养餐长期不达标——说是‘营养配餐’，实际经常是冷馒头配咸菜，偶尔有份热汤，也只是飘着几片菜叶的清水。”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压抑的沉重，“当时学校给出的解释是‘山区冬季食材运输困难’，可就在同一时间段，我们通过社区监督岗的志愿者了解到，清河县教育局刚刚采购了一批高档办公设备，包括最新款的笔记本电脑、智能会议系统，总花费超过了八十万元。”
博源抬手在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操作了几下，两块对比鲜明的数据图表随即出现在会议室前方的大屏幕上。左侧图表的标题是“大坪乡小学实际用餐人数（志愿者统计）”，右侧则是“清河县教育局上报用餐人数”。“这组数据是我让当地社区的志愿者们连续三个月实地统计的结果，每天早上、中午分别记录在校用餐的学生人数。”他指着图表上两条明显错开的曲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两组数据每个月都差了近百人。按照国家营养餐补助标准，每人每天4元，一个月按22个在校日计算，一个月的差额就是8800元，一年下来，就是元——这笔钱，在教育局的账目上显示‘已足额拨付至学校’，但学校的实际支出里，根本没有对应的食材采购记录，等于凭空消失了近十一万。”
最后一个数字落下时，会议室里彻底陷入了寂静，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格外清晰。劲松组长盯着屏幕上的图表，手指无意识地在桌沿轻轻敲击，发出“笃、笃”的轻响。“十一万对一个县的财政来说，或许不算什么大数目，甚至不够某些人一次饭局的开销。”他的声音打破了沉默，语气里带着难以掩饰的痛惜，“但对山区的孩子来说，这可能是整整一年的热乎饭菜——是冬天里能暖手的热粥，是每天能补充蛋白质的鸡蛋，是让他们能安心坐在教室里听课的基础保障。”他抬起头，目光锐利如鹰，扫过在场众人，“小博提供的基层视角很关键。数据是冰冷的，不会说谎，但数据背后的人会——会篡改、会隐瞒、会用各种借口掩盖自己的贪腐行为。”
“所以，我们不能再等了。”劲松组长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用红色马克笔在“清河县”和“省教育厅”两个位置分别画了圈，“明天一早，我们兵分两路。张枚，你带一组人去省教育厅，重点核查近三年的教育经费总账、营养餐补助拨付明细以及贫困生资助金发放台账，务必把每一笔钱的流向都查清楚，找到账目上的‘断点’和‘疑点’。”他转头看向博源和坐在角落的理涛，“我带博源、理涛直接去清河县，就从大坪乡中心小学开始查起——实地看食堂、查库存、问学生和老师，用最直接的方式，把那些被掩盖的真相挖出来。”
散会时已是傍晚，夕阳透过走廊的窗户，在地面投下长长的光影。博源刚走出会议室，就被张枚叫住。她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档案袋，递到博源面前：“这是章锐的基本资料，我让组员连夜整理出来的，包括他的任职经历、分管工作以及家属的从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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