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深秋，当长安城沉浸在“四千八百万口”的盛世统计数字带来的陶醉中时，鸿胪寺最深处的档案室里，贞晓兕正面对着一幅截然不同的地图。
这不是寻常的《大唐十道疆理图》，而是一幅用不同颜色丝线缝制在素绢上的特殊图卷——红线标记军镇布防，青线勾勒使臣往来，黄线标注商路变迁，黑线则是各部族仇杀征伐的记录。她称其为“心理疆界图”。
“真正的帝国边界，从来不在舆图上的墨线之间。”
贞晓兕用银针牵引着一根新的紫色丝线，从“乌德鞬山”蜿蜒至“西受降城”。
“而在人心的向背褶皱里。”
窗外传来庆祝“户部新计”的锣鼓声。
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口——这个数字被镌刻在朱雀大街新立的丰碑上。
但贞晓兕知道，就在三个月前，五千帐突厥降众涌入河套时，安置他们的文书上有一个被朱笔划掉的备注：“老弱约三成，多伤病，恐难越冬。”
那抹朱批的颜色，与她手中丝线的紫色，都是李林甫批示的专用色调。
贞晓兕开始整理自己的工作笔记：
“今日整理突厥降众名册，发现一个微妙现象：所有上报文书都在强调‘五千帐’这个宏大数字，但对具体人口构成、健康状况、安置成本却语焉不详。这是典型的‘数字崇拜’转向——用抽象统计替代具体事实，以满足朝廷对‘万邦来朝’的心理需求。
更值得玩味的是时间线：天宝元年七月突厥内乱，九月降众已宴于花萼楼。两个月完成招抚、迁徙、安置、宴赏全套流程，效率高得不合常理。唯一的解释是，这套流程早已‘模块化’：边境节度使（王忠嗣）负责武力威慑，鸿胪寺模板化文书，户部按旧例拨付赏赐，教坊司排练‘四夷舞’。
李林甫最精妙的统治术之一，就是将一切非常态事件（战争、归降、灾异）转化为可重复执行的行政程序。程序一旦固化，就能过滤掉其中的‘意外’与‘噪音’。皇帝看到的是花萼楼宴饮的祥和画面，听不到降帐中病弱的咳嗽声。
这种‘程序化过滤’，正在让朝廷对边疆的认知与现实脱节。我们不是在治理活生生的部族，而是在处理名为‘归化夷狄’的行政文件。”
她手中的紫色丝线停在了“回纥骨力裴罗”这个名字旁。档案显示，这位新崛起的怀仁可汗在短短三年内完成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联姻葛逻禄、策反拔悉蜜、诛杀颉跌伊施、击斩白眉可汗。每一步都精准踩在唐廷政策的空白点。
贞晓兕调出骨力裴罗历次遣使的记录：开元二十八年“献名马三十匹”，天宝元年“请婚公主”，天宝三载“求赐《孝经》《礼记》”，天宝四载“请置互市监”。
“他在学习。”贞晓兕在札记中写道，“不是学习汉文化，而是学习如何与唐廷打交道。每次请求都是试探——试探朝廷的底线、皇帝的偏好、赏赐的规格。当发现只要‘遣使称臣’就能获得丰厚回赐，且朝廷对回纥吞并他部的行为视而不见时，他的野心开始指数级增长。”
最令她警觉的是一份不起眼的附录：骨力裴罗次子移地健的乳母，是汉人张氏，原为朔方军俘户之女。此女粗通文墨，天宝二年“病殁”，回纥厚葬之。
“病殁？”贞晓兕用指甲划过那两个字。她调阅同期朔方军的阵亡名录，没有张姓女俘；查阅边境州县病殁记录，亦无此人。一个掌管数万帐牧民可汗之子的乳母，死因记录竟如此简略。
她想起了李林甫月堂里那条关于安禄山的原则：“胡人重利，可饵以财帛；胡人畏威，可慑以兵甲；胡人慕华，可赐以文书。唯不可使其知我虚实。”
骨力裴罗，似乎正在反向操作：他接受所有赏赐，做出所有恭敬姿态，却在每一个环节窥探唐廷的“虚实”——朝廷的办事效率、官员的廉洁程度、军队的反应速度、皇帝对边情的了解深度。
贞晓兕和小叔说起自己的边疆认知模型：
“我绘制了一张‘唐廷与边疆心理认知错位图’：
唐廷视角（长安中心模型）：
边疆是‘问题’（叛乱）或‘成果’（归附）
部族是‘变量’（可安抚/可征讨）
目标是‘稳定’（边界安宁）
认知方式：文书化、数字化、仪式化
边疆视角（生存竞争模型）：
唐廷是‘资源源’（赏赐）或‘威胁源’（征讨）
自身是‘主体’（要生存/要扩张）
目标是‘利益最大化’（在唐廷规则缝隙中壮大）
认知方式：实践性、机会性、伪装性
这两种认知模型几乎不可能真正对接。唐廷在治理‘想象中的边疆’，部族在应对‘现实中的唐廷’。而李林甫的系统，让这种错位制度化、美化了。
可怕的是，当骨力裴罗这样的边疆统治者完全掌握这套游戏规则后，他们可以主动制造‘唐廷喜欢的现实’：按时遣使、说恰当的话、表演恰当的恭顺，换取实实在在的领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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