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越说越激动，干枯的手指比划着，仿佛要将那些不公都戳破。
郑建国静静听着，他没有去记录，而是将这些名字、这些细节，牢牢地刻在脑子里。这些从村民口中说出的、带着泥土气息的“证据”，远比李卫东办公室里那些盖着红章的“证明材料”要真实千百倍。
“那……没人去反映情况吗？”郑建国看似随意地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老汉闻言，苦笑了一下，眼神黯淡了下去。他看了一眼村委会那栋白色小楼的方向，摇了摇头：“反映？跟谁反映？前阵子，张老三家就因为补偿款的事去镇上闹过，回来没两天，他儿子在县城开的小饭馆就被人举报消防不合格，给封了。你说巧不巧？”
说完，他将手里的烟头狠狠地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碎，仿佛碾碎的是无尽的怨气和无奈。
接下来的日子，郑建国陷入了一种近乎偏执的工作状态。他把自己关在档案室里，一头扎进了李家村历年来堆积如山的故纸堆中。档案室在办公楼的地下层，阴暗、潮湿，空气中永远飘浮着一股纸张发霉和尘土混合的味道。灯光是惨白的，照得那些码放整齐的牛皮纸档案盒，像一座座沉默的坟墓。
他查阅了村里过去十年的所有土地流转记录、工程项目合同、财务报销凭证……进度极其缓慢。大部分资料都杂乱无章，有些关键年份的账目甚至出现了断档。这就像在一片巨大的垃圾场里寻找一根细小的针，耗费心神，却收效甚微。
有一天下午，郑建国已经连续在档案室里待了六个小时，看得眼睛发酸，脖子僵硬。他揉着太阳穴，烦躁地翻开了一本标记为“村容村貌整改项目”的旧档案夹。里面的文件纸张已经泛黄变脆，边缘都起了毛。他毫无目的地一页页翻着，心里并不抱什么希望。
突然，他停了下来。指尖触到了一张夹在两份正式文件之间的薄薄纸片。那是一张手写的收据，更准确地说，是一张“工程款结算单”，日期是五年前。上面的项目名称是“村口石狮子底座维修”，金额不大，只有几千块钱。
吸引他注意力的，是领款人那一栏的签名。
那是一个龙飞凤舞的签名，因为年代久远，蓝黑色的墨水已经有些晕开，字迹很模糊。但郑建国的心跳却在那一刻漏掉了一拍。这个签名，这个写法，这个独特的连笔习惯……他觉得异常眼熟。
他几乎是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从自己的文件夹里抽出那份他早已看得滚瓜烂熟的补偿名单。他迅速翻到其中一页，上面赫然是村主任李卫东作为审批人的签名。
他将那张泛黄的收据和补偿名单并排放在桌上，台灯的光线打在上面，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质。收据上那个模糊的领款人签名，和名单上李卫东作为审批人的签名，虽然写法上刻意做了一些掩饰，但关键的几处笔锋转折和收笔的力度，几乎如出一辙！
一个村主任，在五年前亲自以“领款人”的身份，签收了一笔小小的工程维修款。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李卫东很可能习惯于利用职务之便，将一些本应由施工方或第三方领取的款项，直接纳入自己手中。这个签名，就是他以权谋私的习惯性动作留下的、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印记！
郑建国感到自己的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这不再是推测，这是他掌握的第一个，可以将李卫东直接钉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物证！他立刻起身，将这张收据拿到复印机前，小心翼翼地复印了一份。原件，他放回了档案夹的原处，仿佛从未动过。而那张复印件，他折叠好，郑重地夹在了自己文件夹最隐蔽的内层口袋里。这薄薄的一张纸，此刻重若千斤，是他的底牌，也是他的武器。
调查还在继续，但进展依然很慢。每当他顺着一条线索追查下去，总会在最关键的地方被切断。他想找当年那个石狮子工程的施工队，却发现那是个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早已解散，人也找不到了。他想核实几个可疑的银行账户，却被告知需要更高级别的授权。
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浓雾中追逐影子的猎人，有时候他觉得快要摸到真相的衣角了，比如查到了某个补偿款的最终流向是一个外地账户；但转眼，那个账户就被注销，线索再次中断，让他陷入更深的迷雾。
分管他的王副局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催过几次。“建国啊，李家村这个案子，市里很关注，不能拖太久了。群众工作要有力，但也要讲究效率。”领导的话语虽然温和，但其中的压力却像一座山一样压了过来。
他知道领导的意思。在某些人看来，他这是在为一个“意外火灾”引发的小事，耗费了太多的行政资源。他压力很大，晚上经常失眠。夜深人静时，他躺在床上，眼睛瞪着天花板，脑子里却像过电影一样，反复回放着那些线索
周末，整栋办公楼都空了。郑建国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加班整理材料。他把从李家村带回来的所有文件、复印的旧档案、以及他走访时记下的零碎笔记，全部摊开在宽大的会议桌上，场面像是一个巨大的、尚未完成的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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