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不解的看向夏原吉。
自己的这个‘钱袋子’来钱了不但不高兴，反而替商人说话？
陈羽点了点头，说道：
“老夏说的不错，自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农业为“本”，工商为“末”之说，后来更是将人们的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认为“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由此‘重农抑商’永远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策。”
“在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影响下，社会舆论对商人及商业活动，存在一定的偏见和歧视。人们普遍认为商人逐利，商业活动会导致社会风气败坏。”
“因此对商税征收虽然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增加国库收入，但是也会使得天下人心中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这种舆论要是处理不好，会直接导致暴乱，引发国家动荡。”
重农抑商不是历朝历代都进行的，元朝就是一个特例。
元末纵容商人发展，令很多商人膨胀，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百姓之间贫富差距极大。
财富掌握在小部分人手中，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最终爆发了大批农民起义运动，正如史书中提到：
“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
从这句话能看出来，富裕人家喜欢欺凌贫困百姓，很多人因此受到伤害。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因为贫苦百姓出身，在没有起义前甚至缺衣少食，只能靠乞讨为生。
正是在底层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他登基之后，才会对地主剥削贫苦农民更有体会。
他的统治下，明朝的商人一度被称为‘贱商’。
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甚至是没有社会地位可言。
但是国家是要收税来维持运转。
所以明朝的税收基本上是向下层人民征收。
这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象。
穷人纳税，比富人多得多。
据统计，
明朝的商业税仅为宋代的六分之一，仅占国家税收的5%左右，而宋代的商业税达到了70%。
百姓这十几年来一直被灌输着一个思想：商人不配纳税。
百姓纳税多，是一种地位体现。
这也是历朝历代不同的‘洗脑’方式。
如果当朝皇帝一下子将这种比例扭转，那么农民是无论无何也接受不了。
哪怕没有直接引发社会动乱，朝廷的信誉也会降到低点。
朱棣皱眉，他从陈羽的话中听出了难处。
他也想起自己之前为什么没有想到征收商税的办法。
是因为从小以来，思想上的固化。
让他天然地将商人，从税收的行列当中排除在外。
所以这一次听见陈羽这样的说法，他才有了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
士农工商，‘农’排在第二。
全国大部分的税收都压在了农民身上。
农民也因为地位得到了提高，虽然过得苦些，但没有怨言。
可要是一下子调整过来，那么相当于是背刺了天下所有的农民。
这样所带来的后果，朱棣简直不敢想象。
“掌柜的，你说有没有改进的办法？”
在朱棣看来，只要是陈羽提出的问题，那么他大概率心中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
商税的事情，朱棣真的想收。
毕竟士绅阶级之所以不好动，是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而且手中有权。
可那些商贾呢？！
手中只有钱。
钱再多，怎么反抗皇权……
招揽一些地痞流氓，山贼盗匪？
自己手中可是有50万中央禁军。
要是不服，大可比试比试。
要知道明朝首富沈万三，在自己父亲朱元璋面前，就像一只强大一点的蚂蚁。
只要皇帝想，随时都可以将这只大蚂蚁捏死。
陈羽笑着说道：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以皇帝的名义开一家‘永乐公司’，制定专门的商业法律法规，明确商人的权利和义务。在商业合同、产权保护、商业纠纷处理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为商业活动提供坚实的后盾。”
商人看似盆满钵满，回到家中妻妾成群，左拥右抱。
可是只有商人自己清楚，他们其实每天都在担惊受怕。
越是钱多的大商人，每天过得越很不安生。
金钱在权力面前，就是一堆废纸。
那些权贵，真想要动那些商贾，他们有再多的钱，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成为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这个时候这些商贾，就要低三下四的到处打理关系。
说白了就是交保护费，寻找靠山。
这也是陈羽为什么在没有权力之前，不愿意将自己的资产做大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明朝前期的沈万三与大部分商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朱棣有些迷糊，问道：“什么永乐公司？”
陈羽道：“就是以皇权为背景，让商人们交钱，然后为商贾们提供经商条例，并塑造一个公平良好的经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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