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是孩童抱怨之言，但也可以看出典签官的威势。
吴修之做典签已久，为人严苛强悍，此前做过十皇子西阳王萧子明的典签，把这个当时还不满十岁的小王爷整得见到他就怕。到了荆州行事风格不改，已经告了巴东王两次黑状。他这一进殿，就如自带霜雪般将宴会欢快的气氛瞬间封冻。
巴东王靠在凭几上，不咸不淡地说：“是吴典签来了，来人，看座。”
吴修之板着脸：“王爷今日设宴，为何不请下官？”
“忘了。”巴东王一副无所谓的神情。
吴修之叉手向上，沉声道：“我朝制，州刺史置公宴，必使典签至。王爷如今违制，只说‘忘了’，怕是搪塞不过去吧。”
巴东王冷笑：“那你就去告啊！之前那粮价你不是告过一回吗？这次继续！反正你惯会挑拨别人父子关系......”
吴修之皱眉，高声道：“王爷慎言！”
“慎言你娘！”巴东王突然大吼一声，把不少人惊得一哆嗦。
“告诉你吴奴儿！本王不是老十，任你拿捏！你有种就继续进谗言把本王弄死！本王佩服你是条汉子！没种就他娘地给本王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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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宜城酒在中古时很有名。梁简文帝诗：“宜城投酒今行熟，停鞍系马暂栖宿。”刘孝仪有《谢晋安王赐宜城酒启》。酒好的一个原因是水好。《湖广通志·山川志》记宜城县言：“金沙泉，县东二里。其水造酒甘美，世谓宜城春。”
关于我国蒸馏酒的起源学界争论已久，最迟不晚过元代。主流意见也是元代。不过随着考古进展，汉代之说渐起。这个月的《中原文物》最新一期刊发了姚智辉教授及郑大团队关于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蒸馏器的实验结果，依据原料酒精度的不同，可获得27.5度（原料7度）到66度（原料14度）的蒸馏酒。按照科技史的传统概念，高于20度就算蒸馏酒，那蒸馏酒的发现时间可以提到西汉。
如果参照马承源先生的《汉代青铜蒸馏器的考古考察和实验》，姚智辉的实验结果不算稀奇。按照马先生的实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东汉蒸馏器可以蒸馏出20.4度到26.6度的蒸馏酒，如用15.5度的原料则可蒸馏到42.5度。
但马先生所实验的蒸馏器不太可能是用来蒸馏酒的，关于此点孙机先生驳斥已明，具体参孙机《中国之谷物酒与蒸馏酒的起源》，不赘。
而海昏侯的这件蒸馏器是在墓中酒具室里发现的，大小结构更近于蒸馏酒器而非炼丹提露的蒸馏器，比以前发现两汉时期的蒸馏器都相对完善（虽然还是没有水冷却器，但有双侧夹层和出水口，可排冷凝水），并且器内还有大量芋头残留物，可能是芋头酿酒或者药酒。
《岭南草药志》中记载了一个针对扁桃腺炎的药方，以芋头三两，烧酒六两，浸两旬，每次饮2-3钱，其痛即止。《独行方》记：“治癣气生芋一斤，压破、酒渍二七日，空腹一杯。”《四科简效方》：“芋艿敲裂，入酒中溃一月，饮之”可治“痰凝气滞之病”。此等以芋头入酒之方或为汉时古法之遗留，待考。
但如果就此按某些学者的意见，现在就把蒸馏酒的发现时代推到汉代，未免定论太早。一来孤证，二来关于器具用途的判断只是推论，三来无文献印证，汉时文献不足征，酿酒术又被当时的知识精英视作“末技小道”，所以想用“二重证据法”印证很难，只能留待未来考古学更多的发现。
②畏马事见《颜氏家训·涉务》：“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
③邵陵王子贞尝求熊白，厨人答典签不在，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参侍读鲍僎病，典签吴修之不许，曰：“应谘行事。”乃止。——《南史·巴陵王子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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