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舒服。说得简单，却是至理。天地万物，自有其舒服的法则。我们寻这法则，便是寻几何之本。”
他站起身，拍拍长衫下摆的灰。
“阿吉，明日开始，你除了伺候笔墨，也来学着整理这些图形吧。你手稳，眼也准。”
张卫国愣住了。
“怎么？不愿意？”
“愿意！”
“谢大人！”
那一夜，张卫国躺在仆役房的大通铺上，盯着黑暗里的房梁，久久无法入睡。同屋的另一个老仆鼾声如雷，可张卫国的耳朵里，却反复回响着徐光启和利玛窦的对话。
“故此题可证。”
“然也，依此前推，可得下一命题，”
“这便是由因至果，层层不昧！”
他们的声音里，有一种张卫国从未在史料文字中感受过的热度。
那不仅仅是学术讨论，那是两种古老的文明，在尝试触碰彼此最精微的思维骨架。
每一个术语的确定，都像在搭一座极细的桥，桥下是深不可测的文化鸿沟。
而张卫国，一个知道这座桥最终会建成、也知道它将来命运的人，此刻却因为他们成功译出一个点的定义，而心潮澎湃。
真奇怪。
接下来的日子，张卫国有了正当理由接触那些手稿。
张卫国依然不能说什么直角，勾股定理，但张卫国可以用这个少年仆人的方式，做一些微小的事。
当徐光启为平行线的译法焦头烂额时，张卫国会恰好把他前几天写的、关于永不相交之路的笔记翻出来。
当利玛窦找不到某份希腊语原稿时，张卫国会刚好记得它被压在哪本书下面。
徐光启看张卫国的眼神，渐渐多了些别的东西。不再是单纯的仆役，更像一个有点笨拙、但意外好用的助手。
“阿吉，你识得字？”
有一天他突然问。
张卫国正蹲在地上整理散落的算草纸，闻言心里一紧。
“回大人，认得几个。家里穷，没正经念过书，但在学堂外头偷听过些。”
这是真话。
这个叫阿吉的少年，确实因为家贫没能入学，但对读书有种天然的向往。
张卫国继承了他的记忆，也继承了他对徐光启那种近乎崇拜的感情。
“想学吗？”
徐光启问。
张卫国抬起头。
他坐在晨光里，手里拿着刚译好的一页稿，脸上是温和的倦意。
“想！”
这个回答，是阿吉的。
“那好，日后张卫国念译稿，你听着，有不懂的，就问。”
他把那页纸递给张卫国，
“先把这页抄一遍，字写端正。”
张卫国接过那张轻飘飘却又重如千钧的纸，上面是徐光启工整的小楷。
“凡论几何，先从点始，点者，无分，无大小，无长短......”
这不是复印，不是拍照。
这是1607年的春天，在北京一座普通的宅院里，一个学生的手，正在抄写几何原本中文译稿的第一段。
墨香淡淡。
笔尖落在粗糙的纸面上，发出沙沙的轻响。
每一个字，都像是刻进时间里的。
利玛窦有时会过来看张卫国抄写，用他那种带着好奇的目光。
“徐，你的这个小仆人，很不一般。”
有一次他用拉丁语对徐光启说。
徐光启笑着用拉丁语回答：
“这孩子心静，手稳，更难得的是，他似乎天生懂得秩序之美。”
张卫国低着头，假装听不懂。
心里却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张卫国知道，他们正在创造历史。
而张卫国，一个被剥夺了剧透权利的穿越者，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
见证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重量。
它不是轻飘飘的知道，而是把每一个瞬间的呼吸、体温、犹豫、突破，都扛在自己的感官上。
雨季来了。
北京的春天多雨，淅淅沥沥的，能下好几天。宅院里的青石板路总是湿漉漉的，墙角的苔藓绿得发暗。
译稿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立体几何部分。那些球体、圆柱、圆锥的切割与关系，让徐光启和利玛窦都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有时候整个上午，书房里只有翻书声和叹气声。
张卫国端着午饭进去时，常常看到两人各据桌子一边，眉头紧锁。
“不对。”
利玛窦突然推开面前的纸，
“这个比例，用在这里不妥。欧几里得的原意是......”
“利先生莫急。”
徐光启揉了揉太阳穴，
“我们再看原文，此处拉丁译文，与希腊原文可有出入？”
他们又埋首进去。
张卫国放下食盒，悄悄退出去，站在廊下，看着雨水从屋檐滴落，连成串珠。
忽然曾经听过的话出现在脑海：
“徐光启译几何原本，最大的贡献不是引入了知识，而是引入了一种思维方式，公理化的、演绎的、严密的逻辑体系。”
“这种思维，与中国传统的类比、喻象、经验性思维，形成了深刻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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