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故事(1)
我出生在姑射山脚下的平安村。那山听老人们说藏着会吹笙的仙人，可在我眼里，它只是每天清晨把太阳顶上山尖，傍晚又接住我们归家脚步的沉默背景。村里的土坯房挨挨挤挤，墙根下总坐着纳鞋底的老人，田埂上的牛蹄印里，春天会冒出嫩草，秋天则积着金黄的谷粒——这就是我长大的地方，简单得像母亲缝在我衣襟上的补丁，却暖得熨帖。
父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们家是八辈子的贫民，祖辈都守着这片黄土刨食，连半亩多余的地都没有。父亲的手粗糙得能磨破棉布，掌心里的老茧比田埂上的石头还硬，那是常年握锄头、掰玉米磨出来的；母亲的头发早在我十岁那年就掺了白丝，她总在天不亮就起来推磨，磨盘转动的“吱呀”声，是我童年最熟悉的闹钟。我们家的日子过得紧巴，顿顿离不开玉米糊糊和腌萝卜，只有逢年过节才能闻到肉香，但母亲总能把粗茶淡饭做得有滋有味，父亲也总在晚饭时，就着一盏煤油灯，给我讲他年轻时在山里砍柴遇到的趣事。那时的我不懂什么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知道跟着父亲去田里，他插秧我就拔草，他割麦我就拾穗，傍晚回家时，裤脚沾满泥点，却能吃到母亲蒸的、带着柴火香的红薯。
十八岁那年，我迎来了人生第一个转折点。村里的文书捎来消息，镇上的供销社要招营业员，村里推荐了我。那天母亲乐得直抹眼泪，连夜给我缝了件新的蓝布褂子，父亲则揣着家里仅有的二十块钱，领着我去镇上报到。供销社在镇中心，是栋两层的青砖房，玻璃窗擦得锃亮，里面摆着布匹、肥皂、盐巴、糖果，还有我只在年画上见过的暖水瓶——那在当时，可是顶稀罕的物件。我被分到了副食柜台，每天的工作就是给顾客称糖、打酱油、拿盐，胸前别着枚红色的工作证，上面印着我的名字，我总忍不住用手摸一摸，心里满是骄傲。
供销社的日子忙碌却充实。每天天刚亮，我就骑着父亲给我修的旧自行车去上班，柜台前总能排起长队。有穿着打补丁衣裳的农民，来买最便宜的盐巴；有戴着方头巾的媳妇，踮着脚挑花布，要给孩子做新衣；还有放学的孩子，攥着几分钱，眼巴巴地盯着玻璃罐里的水果糖。我总是笑着接待每一个人，把糖块称得足足的，把酱油打得满当当，时间久了，镇上的人都认识我，见了面会笑着说：“今天的糖甜不甜？”
张大叔是供销社的老员工，负责布匹柜台，为人和善，总爱帮衬我。他知道我家在村里，平日里没人照应，经常从家里带馒头给我，还教我怎么记账、怎么跟顾客打交道。有天中午，我们在供销社后院吃饭，张大叔咬了口馒头，突然问我：“你今年也十八了吧？有没有对象啊？”我脸一红，连忙摇头。张大叔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给你介绍一个，我们村的姑娘，叫梅梅，跟你同岁，人长得俊，手也巧，家里种的菜比谁家的都好。”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揣了只兔子，又紧张又期待。长这么大，我还从没跟姑娘家正经说过话，更别说“相亲”了。张大叔见我不说话，又说：“这姑娘我看着长大的，脾气温顺，不是那娇生惯养的性子，你们准合得来。下周日你休息，我带你去她家看看？”我攥着手里的馒头，指尖都有些发白，想了半天，才小声说：“听大叔的。”
那几天，我总坐立不安。上班时对着顾客笑，脑子里却全是张大叔说的“梅梅”，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会不会嫌弃我家是八辈子贫民，会不会觉得我话少。母亲知道后，特意托人从县城买了块新的的确良布料，给我做了件衬衫，还反复叮嘱我：“见了姑娘要懂礼貌，多说话，别闷着。”
终于到了周日。我起了个大早，把新衬衫洗了又晾，晾了又熨，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偷偷抹了点父亲的雪花膏。张大叔骑着自行车来接我，我坐在后座上，风吹在脸上，心里又甜又慌。张大叔家的村子离镇上不远，骑车也就半个钟头，路上能看到成片的麦田，绿油油的，像铺了层毯子。
到了梅梅家，她母亲正在院子里择菜，见我们来，连忙笑着迎出来：“来了啊，快进屋坐。”我跟着张大叔进了屋，心里怦怦直跳，不敢抬头。这时，里屋传来一阵脚步声，我下意识地抬起头，就看见一个姑娘端着茶水走出来——那就是梅梅。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碎花衬衫，梳着两条麻花辫，发梢用红头绳系着，垂在肩膀上。她的眼睛很亮，像姑射山上的泉水，清澈见底，嘴角微微上扬，带着点腼腆的笑。我看着她，突然就忘了说话，手里的帽子攥得紧紧的，连耳朵都热了。张大叔推了我一下，我才回过神，连忙说：“阿、阿姨好，梅梅同志好。”
梅梅脸一红，把茶水放在我面前，小声说：“你好。”她的声音软软的，像春风拂过麦田，听得我心里暖洋洋的。那天我们没说太多话，大多时候是张大叔和她母亲在聊，我和梅梅就坐在一旁，偶尔对视一眼，又赶紧低下头。临走时，梅梅送我们到门口，看着我，小声说：“有空的话，你可以来我们村玩，我们村的麦田可好看了。”我连忙点头：“好，好，我一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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