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汽车站像个被踩扁的麦秸垛，乱糟糟堆着人。梨花攥着春燕给的蓝布包，指节把粗布捏出褶皱，包里的硬币硌得掌心生疼。布告栏上的红纸招贴被风吹得卷边，最醒目的一行字刺得她眼睛发紧：“南方电子厂招工，管吃住，月薪百元”。
百元。在姑射山下，种一亩冬小麦，除去种子、化肥，忙活大半年也就能落个三十块。她摸了摸怀里的育秧手册——去年改了几页，记的全是冬小麦的种植时令，纸页边角被汗水浸得发褐。狗剩在世时总说：“梨花，咱这麦子种得再好，也填不饱肚子，得出去闯闯。”那时她只当是玩笑，如今却成了唯一的念想。
“去南边？”售票窗口的玻璃蒙着灰，里面的人抬眼看她，“广州？”
梨花点头，声音被喉咙里的沙粒磨得发哑：“嗯，找电子厂。”
“票钱五十六，”售票员把硬纸片似的车票推出来，“硬座，得熬三天三夜。”
五十六块。够买二十斤麦种了。梨花从布包里数出硬币，指尖沾着的麦糠落在柜台上，被她慌忙抹掉。车票上的“广州”两个字印得歪斜，像她此刻七上八下的心。
绿皮火车进站时，像头喘着粗气的老黄牛，车身上的铁锈被雨水冲得一道深一道浅。梨花被人潮挤着往上涌，背包带勒得肩膀生疼，里面只装着两件打补丁的褂子、那本育秧手册，还有狗剩编的歪蝴蝶草帽——她总觉得，带着它就像带着个念想。
车厢连接处早被占满了，有人铺着麻袋片蜷着，有人抱着行李蹲在地上。梨花背靠着铁皮车厢，冰冷的寒意透过薄薄的衣料渗进来，让她想起姑射山的冬夜。车开起来时，铁皮“哐当哐当”响，震得她牙床发麻，旁边一个抱着孩子的大嫂说：“妹子，第一次出门？”
“嗯，”梨花往边上挪了挪，给孩子腾点地方，“去广州找活。”
“广州好啊，”大嫂咧嘴笑，露出颗缺了的门牙，“我男人在那儿的玩具厂，说一天能挣三块多。咱山里人种麦子，风调雨顺才够嚼谷，进厂挣的是现钱。”
现钱。梨花摸了摸兜里的几块零钱，那是春燕硬塞给她的。去年冬天，她在赵家庄帮人割麦子，一天才挣五毛，还得看天吃饭。
车过黄河时，天刚蒙蒙亮。梨花扒着窗户看，浑浊的河水卷着泥沙往东淌，像姑射山下每年开春的融雪水。她忽然想起和狗剩一起种麦子的日子，他在前头用犁开沟，她在后头撒种，麦种落在土里的声音“沙沙”的，像在说悄悄话。那时她总问：“狗剩，咱这麦子能打多少？”他就说：“够你蒸一冬天的白面馍。”
想到这儿，鼻子忽然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她赶紧别过头，假装看窗外掠过的树——那些树和山里的不一样，叶子阔大，绿得发亮，不像冬小麦，总是灰扑扑的，却在寒风里站得笔直。
三天三夜的火车坐得人脱了层皮。到广州站时，正是晌午，毒辣的太阳像要把人烤化。梨花跟着人流往外走，脚底板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都钻心疼。站前广场像个巨大的蒸笼，到处是举着牌子招工的人，嗓子喊得比山里的吆喝还响：“电子厂招人！包吃住！”“制衣厂缺女工！”
一个穿蓝工装的男人拦住她：“妹子，来我们电子厂不？管三餐，住集体宿舍，第一个月就开八十块！”
“电子厂……干啥的？”梨花攥紧了背包带，手心全是汗。
“插零件呗，”男人挥挥手，“跟你在家摆麦粒似的，不难。”
摆麦粒。梨花想起晒麦时，她总把瘪粒挑出来，饱满的堆成小山。她点了点头：“我去。”
坐上招工的面包车，走了快两个钟头才到厂区。远远就看见高高的烟囱，黑黢黢的烟柱直往天上冒，把白花花的日头都遮了半边。厂门旁边的牌子写着“光明电子厂”，漆皮掉了大半，“明”字的“日”字旁只剩个黑窟窿。
宿舍是红砖砌的平房，一溜排开，像村里的牲口棚。梨花被分到三楼最东头的屋，八张上下铺挤得满满当当，空气里飘着汗味和肥皂的混合气息。靠门的下铺坐着个梳短辫的姑娘，看见她进来，抬头笑了笑：“我叫红梅，河南来的，你呢？”
“梨花。”她把背包放在最靠里的上铺，床板吱呀作响。
“山里来的？”红梅打量她的布鞋，鞋面上还沾着点黄土，“我也是，俺那儿种棉花，不如进厂挣钱。”
梨花没说话，只是摸出育秧手册。红梅凑过来看：“这是啥？”
“种麦子的法子，”她指着上面的字，“啥时候耕地，啥时候施肥，都记着。”
红梅笑了：“都出来进厂了，还记这干啥？”
“总有回去的时候。”梨花把手册掖在枕头下，像藏着个秘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哨子就“嘀嘀”地响。梨花跟着人流往车间跑，脚底下的水泡磨破了，袜子粘在肉上，疼得她龇牙咧嘴。车间里亮得晃眼，一排排机器“嗡嗡”转着，像无数只振翅的马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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