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鹤伦虽问的韩恪，但顾岑脑海中却翻过许多思考，而谢鳞则回想起贾琏信中的内容。
贾琏认为的世界是这样的。
理学家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绝对的公私，理学家想象中的理想世界是二元对立的静态平衡，而经世学派的四位大家都讲公私统一，将私纳入公的范畴，是公私相济的功能主义。
二者理论上的不同演变为在经济上的观点就是重农抑商和工商皆本。
朱夫子在他的《劝农文》要求“禁约贩米出境”，主张通过国家调控抑制豪强之私，保护小农经济，将商业视为逐末，追求“不患寡而患不均”，抑制了社会的发展动力。
梨州先生评价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认为应该恢复市场的自发秩序，批判盐铁专营，认为它是伪公。顾氏先辈亭林先生倡导钞法论，改革货币制度，主张利用商业流通“通天下之利”。商业发展代表生产要素的流动，将商纳入本的范畴，就是在追求社会发展的活力。
朱夫子要的国家调控压制豪强不是不好，只是这个豪强的定义极为模糊。盐铁论里的豪强是地方上具备强大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政治势力的富商大贾、豪绅权贵。
而自北宋的张载、程颐提出宗法思想以来，朱熹又依靠前贤的思想主张重建宗族制度以强化基层治理，除强调基本的礼法以外，朱熹改良吕大钧的《吕氏乡约》，强调“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通过乡约组织实现乡村自治，同时创建社学也就是基层学校，促使理学理念深入乡村。
朱熹的理解中宗族乡约是天理在人间的具象化体现，宗族制度既能维护家族之私，又能服务于社会之公。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既从属于宗族，又归属于乡约，在亲缘、地理两个层面搭建了极为牢固而强大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这样的情形下，商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流动对人身依附关系的摧毁是极为明显的，或者说工商业的发展会摧毁这套治理体系。
而士绅对这套体系的依赖是有原因的。
首先有一个问题，乡村百姓作为个体为什么会倾向于这套乡村治理体系？
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家天下的社会，天下最大的私来自皇帝。如果没有这套体系，在宋以前的百姓除开那些世家大族，受到压迫的最大来源是朝廷官府，在宋之后世家消散，百姓直面朝廷的剥削，不像之前可以依附世家豪强来躲避这些。
宋以来思想家们提倡的宗族制度，就是在提供、搭建一个小的私天下。
什么是大家？什么是小家？
大家代表大的剥削，小家代表小的剥削。作为穷苦百姓没有知识，只会依靠天时耕种生活，你是相信皇帝派来的官吏，还是离你家不过几百米远的邻居？
是个人都会选择后者，皇帝的奴仆可不在乎你是谁，而邻居至少还照顾自己的脸面。
北宋文彦博的与士大夫治天下，就是因为士大夫通过这样的乡村治理体系在地方获得了支持，他们可以动员乡村劳动力闹事，必要情形下同官军对抗。
朱熹的礼法制度本质上是通过这套伦理体系取得互信，比起家天下的天下私法，这套东西对于百姓而言博弈成本更低。
从博弈角度讲，就是百姓觉得同朝廷博弈成本太高，而同家乡的士绅们博弈代价小些。
本质是互信的成本问题。
与此相搭配的是社仓（义仓）制度。朱熹在任福建崇安县尉时首创社仓制度，由政府或乡绅提供初始粮本，丰年时以低息（通常为20%）借贷给农民，灾年则减免利息或无偿赈济。而社仓的管理则交由民间自主，社仓由乡民推选“社首”“保正”管理，避免官府直接干预，强调“民自为政”。
社仓好不好？
初衷是好的，都是叫人给办坏的，某句话是这样说的不？
借贷这个玩意，本质目的就是掏空你的家业，至于是三年还是三十年，因时而移。
通过这套义仓赈济制度，士绅披着仁慈的皮，做着侵吞他人土地的恶劣行径，但是又通过义田的形式规避自己家业不断扩大的事实，让官府想收税都不好意思，不然你就是侵占百姓灾年的救济粮，是不仁。
俞鹤伦方才提义仓就是在警告士人，撕破脸，谁都不好看。
而为什么明末的士人特别是经世学派的人反对理学呢？
在于另一个事实。明末士大夫的所作所为就是在讲，他们不在乎谁是皇帝，谁是百姓，就算皇帝是蛮夷，他们都认，百姓是草原上儿子娶母亲、父亲娶女儿、哥哥娶妹妹的野蛮人，他们也认，只要皇帝和百姓认这套儒家普世制度就可以，他们还是他们就可以。
这是难以接受的，对于自出生起就抱有朴素民族情感的人来说，这比把他杀了还难受。而明末抱有这样思想的人很多，愿意为此而死的人很多，可士大夫中很大一批人在理想和生命之间选择了生命。在另一个时空有一批人既不敢殉道，又不愿意放弃理想，于是做起了隐士，在道家的思想中求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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