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半个月，董远方像是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传送带上，周而复始地忙碌着。
每天早上七点四十分准时到办公室，晚上九点以后才离开，中间塞满了会议、文件、电话和接连不断的来访。
周末的时间，他切割成三份。
一份给孩子，通常是周六的白天，带着去公园、去博物馆、去吃顿好的，他亏欠孩子太多，能补一点是一点。
一份给卫婉仪，周六的晚上或者周日的上午，两个人待在一起，有时候说话，有时候不说话，各自安静地待着，像两块拼图终于找到了彼此的位置。
一份给周研，通常是周日的下午，去她那里坐坐，喝杯茶，聊聊工作，听听她那些老辣而透彻的意见。周研的办公室在组织部的东楼，董远方每次去，都会在楼下那排银杏树前站一会儿，整理一下思绪，然后上楼。
周研从不跟他客套，每次都是直奔主题：
“说吧，最近又遇到什么难题了？”
这三份时间，像三根柱子，支撑着他在这座庞大的、冷漠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城市里，不至于倒下。
各组摸底排查结束返程前两天，一个平静的傍晚，被一通突然的电话打破了。
那天是星期四，七月的最后一天。
京都的夏天来得早，六点多钟天还大亮着，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染成一片橘红色，工信部大院里那排银杏树已经从嫩绿变成了深绿，在晚风里沙沙作响。
董远方正准备关电脑，去附近的公园跑个步。
这是他来京都之后养成的习惯，每天至少活动半小时。
手机响了。
他拿起一看，屏幕上显示着“符春雷”三个字。
“春雷？”董远方接起电话，语气随意得像在跟老同事聊天。
“书记，我们来京都了，想请您吃个饭。”
符春雷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带着一种董远方许久没有听到的熟悉感。
那是一个称呼，“书记”。
在京都不久，他已经习惯了别人叫他“董主任”，现在听到“书记”两个字，像是一扇很久没开的门被推开了，里面涌出来的都是旧日的空气和光线。
董远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你们来京都了？多少人？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这会儿就在工信部大门口。”
符春雷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微妙的急切，像是有什么话想说，又觉得在电话里说不合适:
“书记，您今晚有安排吗？要是没有，我们找个地方，简单吃个便饭。”
董远方看了一眼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间，又看了一眼窗外还亮着的天，把计划好的跑步从脑子里划掉。
“行，你们等我一下，我收拾收拾就下去。”
他挂了电话，关了电脑，把桌上的文件归拢好，拿起外套和公文包，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很安静，下班时间已过，大部分人都走了。
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比平时快了一些。
走出工信部大门的时候，董远方的脚步慢了下来。
门口停着三辆黑色的轿车，擦得锃亮，在夕阳的余晖里反射着橘红色的光。
车旁边站着十几个人，不是散乱地站着，而是站成了一种有默契的阵型.
职务高的在中间，职务低的靠边。
这种站法，董远方太熟悉了，他在唐海的时候，每次迎接上级领导，下面的人就是这么站的。
他一个一个地看过去，认出了每一张脸。
符春雷站在最前面，唐海市市长，西装革履，表情沉稳，但眼神里有种藏不住的焦急。
祖俊峰站在他旁边，市委常委、秘书长，平素总是笑眯眯的一张脸，今天绷得很紧。
苏镇海在第三位，唐海市委常委、唐东新区党工委书记，双手垂在身体两侧，站得笔直。
百少恒、林修远、郝歆蕾三个副市长；褚旭东、霍开明两个县委书记，以及文志彬、周宇川、赵和平三人，三个常委、三个副市长、两个县委书记、两个局委一把手、一个政府秘书长，浩浩荡荡排成一列，像一支等待检阅的队伍。
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董远方，目光里有亲切，有期待，有一种董远方说不清的东西。
那种感觉沉重而温暖，像一件旧棉袄，穿在身上沉甸甸的，但抵得住寒风。
董远方快步走过去，跟符春雷握了握手，又跟祖俊峰握了握手，然后是苏镇海、百少恒、林修远……
一个一个地握过去。
每个人都说了一句“书记好”，声音不大，但很认真，像某种庄严的仪式。
董远方一边握手，一边问候，脸上的笑容一直挂着，但心里的那根弦，越绷越紧。
来了一个车队，这架势，显然不只是来看他。
唐海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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