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董远方没有回住所。
卫婉仪开着车，带着他穿过夜色中的云同。
街灯一盏接一盏地从车窗外掠过，明暗交替，像一条流动的光河。
她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放在档把上，手指轻轻叩着，像是在敲一首没有旋律的歌。
车里放着低低的音乐，是卫婉仪喜欢的那个民谣歌手的专辑，声音沙哑而温暖，像在讲一个很长的故事。
“你在云同才多久，感觉变了很多。”
卫婉仪忽然开口，有一种淡淡的感慨。
董远方侧过头看着她。
路灯的光从车窗外照进来，在她脸上投下一片一片明暗交替的光影，把她的轮廓映得忽明忽暗。
“哪里变了？”
他问。
“说不上来。”
她想了想：
“以前在唐海的时候，你还会抱怨。抱怨工作太多，抱怨应酬太累，抱怨没有时间陪家人。现在你好像什么都不抱怨了，就是闷着头干。有时候我在电话里听你说话，感觉你不是在跟我说话，是在跟空气说话。你在想别的事，一直在想。”
董远方沉默了片刻。
她说得对，他确实在想别的事。
每一分钟都在想。
想云同的煤炭，想路柏舟的案子，想纪昭远的沉默，想常委会上每一个人的表情和每一句话背后的意思。
他脑子里装着的东西太多了，多到连跟卫婉仪吃个饭，都分出一半的精力在转那些念头。
卫婉仪伸手把音乐的音量调大了一些。
歌手的声音在车厢里弥漫开来，像一层薄薄的雾，把两个人隔在了各自的世界里。
算了，她跟董远方在一起，很少问彼此的工作。
董远方累了，需要寻一处静谧，她这里正好。
车子到了酒店，两个人没有说话，一前一后进了电梯。
走廊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悄无声息，只有门卡刷开房门的“嘀”声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
门关上的那一刻，世界被关在了外面。
久别胜新欢。
这一夜，他们像很久以前的自己，在黑暗中摸索着彼此，笨拙而急切。
窗帘没有拉严实，窗外的城市灯火透过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像一条银色的丝带，在黑暗中缓缓飘动。
墙上的钟在走，秒针一下一下地跳着，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但他听不到，他听到的只有她的呼吸，急促而滚烫，像一把火。
第二天早上六点，天还没亮透，董远方已经醒了。
他没有开灯，借着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微光，一件一件地穿好衣服。
衬衫、裤子、袜子、鞋，每一样都摸黑找到，每一样都穿得整整齐齐。
卫婉仪还在睡，侧躺着，脸埋在枕头里，长发散在肩上，呼吸均匀而绵长。
被子滑到了腰际，她没有动，睡得很沉，脸上还带着那种只有在彻底放松时才会有的柔软。
他站在床边看了她一会儿，然后弯腰，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印了一下，嘴唇触到她的皮肤，温热而干燥。
她没有醒，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做一个好梦。
他转身，轻手轻脚地走出了房间。
走廊里很安静，声控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地毯上，把墙壁映成一种温暖的琥珀色。
电梯下到一楼，大堂里只有前台的工作人员在打哈欠。
他低着头快步走过大堂，推开门，冷空气扑面而来，带着初春特有的那种既不是冬天也不是春天的暧昧温度。
他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市委家属院的地址，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
脑子里已经开始转了。
今天的行程、顾佑安的进展、路晚晴的资料、国资委的汇报。
那些被一夜温存暂时压下去的东西，又像潮水一样涌了回来。
卫婉仪比他晚起了两个小时。
她冲了个澡，化了个淡妆，换上了一套得体的职业装，深灰色的西装外套，白色的衬衫，黑色的西裤，头发盘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干练而专业。
她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保险公司筹备方案的大纲，她来之前准备了很久，昨晚又根据跟董远方聊天的内容做了几处修改。
她翻开看了几页，觉得差不多了，合上文件夹，拿起手机，开始打电话。
接下来几天，卫婉仪在云同见了一拨又一拨的煤老板。有的在酒店大堂，有的在茶馆包厢，有的在高尔夫球场。
她像一个辛勤的蜜蜂，在云同的煤老板圈子里飞来飞去，采集着信息、资金和信任。
有人当场拍板，有人犹豫不决，有人婉言谢绝，有人嘴上说好实际上在观望。
一周下来，明确表示愿意出资的有五六个人，意向资金加起来将近三个亿。
卫婉仪每天晚上都会给董远方发一条消息，不是汇报工作，只是说“今天见了谁，聊得还行”。
董远方每次只回两个字——“收到”。
不是不关心，是不能关心。
她是来云同做生意的，他不能让人看出，他对她的项目有任何特别的关注。
哪怕只是在短信里多说几句，都可能被人解读成“董书记在为自己的朋友项目站台”。
这个分寸，他比谁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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