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董远方没有回住所。
卫婉仪开着车,带着他穿过夜色中的云同。
街灯一盏接一盏地从车窗外掠过,明暗交替,像一条流动的光河。
她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放在档把上,手指轻轻叩着,像是在敲一首没有旋律的歌。
车里放着低低的音乐,是卫婉仪喜欢的那个民谣歌手的专辑,声音沙哑而温暖,像在讲一个很长的故事。
“你在云同才多久,感觉变了很多。”
卫婉仪忽然开口,有一种淡淡的感慨。
董远方侧过头看着她。
路灯的光从车窗外照进来,在她脸上投下一片一片明暗交替的光影,把她的轮廓映得忽明忽暗。
“哪里变了?”
他问。
“说不上来。”
她想了想:
“以前在唐海的时候,你还会抱怨。抱怨工作太多,抱怨应酬太累,抱怨没有时间陪家人。现在你好像什么都不抱怨了,就是闷着头干。有时候我在电话里听你说话,感觉你不是在跟我说话,是在跟空气说话。你在想别的事,一直在想。”
董远方沉默了片刻。
她说得对,他确实在想别的事。
每一分钟都在想。
想云同的煤炭,想路柏舟的案子,想纪昭远的沉默,想常委会上每一个人的表情和每一句话背后的意思。
他脑子里装着的东西太多了,多到连跟卫婉仪吃个饭,都分出一半的精力在转那些念头。
卫婉仪伸手把音乐的音量调大了一些。
歌手的声音在车厢里弥漫开来,像一层薄薄的雾,把两个人隔在了各自的世界里。
算了,她跟董远方在一起,很少问彼此的工作。
董远方累了,需要寻一处静谧,她这里正好。
车子到了酒店,两个人没有说话,一前一后进了电梯。
走廊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悄无声息,只有门卡刷开房门的“嘀”声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
门关上的那一刻,世界被关在了外面。
久别胜新欢。
这一夜,他们像很久以前的自己,在黑暗中摸索着彼此,笨拙而急切。
窗帘没有拉严实,窗外的城市灯火透过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像一条银色的丝带,在黑暗中缓缓飘动。
墙上的钟在走,秒针一下一下地跳着,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但他听不到,他听到的只有她的呼吸,急促而滚烫,像一把火。
第二天早上六点,天还没亮透,董远方已经醒了。
他没有开灯,借着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微光,一件一件地穿好衣服。
衬衫、裤子、袜子、鞋,每一样都摸黑找到,每一样都穿得整整齐齐。
卫婉仪还在睡,侧躺着,脸埋在枕头里,长发散在肩上,呼吸均匀而绵长。
被子滑到了腰际,她没有动,睡得很沉,脸上还带着那种只有在彻底放松时才会有的柔软。
他站在床边看了她一会儿,然后弯腰,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印了一下,嘴唇触到她的皮肤,温热而干燥。
她没有醒,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做一个好梦。
他转身,轻手轻脚地走出了房间。
走廊里很安静,声控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地毯上,把墙壁映成一种温暖的琥珀色。
电梯下到一楼,大堂里只有前台的工作人员在打哈欠。
他低着头快步走过大堂,推开门,冷空气扑面而来,带着初春特有的那种既不是冬天也不是春天的暧昧温度。
他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市委家属院的地址,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
脑子里已经开始转了。
今天的行程、顾佑安的进展、路晚晴的资料、国资委的汇报。
那些被一夜温存暂时压下去的东西,又像潮水一样涌了回来。
卫婉仪比他晚起了两个小时。
她冲了个澡,化了个淡妆,换上了一套得体的职业装,深灰色的西装外套,白色的衬衫,黑色的西裤,头发盘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干练而专业。
她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保险公司筹备方案的大纲,她来之前准备了很久,昨晚又根据跟董远方聊天的内容做了几处修改。
她翻开看了几页,觉得差不多了,合上文件夹,拿起手机,开始打电话。
接下来几天,卫婉仪在云同见了一拨又一拨的煤老板。有的在酒店大堂,有的在茶馆包厢,有的在高尔夫球场。
她像一个辛勤的蜜蜂,在云同的煤老板圈子里飞来飞去,采集着信息、资金和信任。
有人当场拍板,有人犹豫不决,有人婉言谢绝,有人嘴上说好实际上在观望。
一周下来,明确表示愿意出资的有五六个人,意向资金加起来将近三个亿。
卫婉仪每天晚上都会给董远方发一条消息,不是汇报工作,只是说“今天见了谁,聊得还行”。
董远方每次只回两个字——“收到”。
不是不关心,是不能关心。
她是来云同做生意的,他不能让人看出,他对她的项目有任何特别的关注。
哪怕只是在短信里多说几句,都可能被人解读成“董书记在为自己的朋友项目站台”。
这个分寸,他比谁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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