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方芮，一个50岁的独身女性，在2015年的广州，守着珠江边天主教堂旁的这家心理诊所。诊所旁的公园是我生活里的充电站，工作之余，我喜欢在那儿滑轮滑，感受风在耳边的低语，或是去珠江游泳，让自己在忙碌中寻得内心的宁静。跆拳道让我保持活力，旅游摄影则是我探索世界、记录美好的窗口。面对患者时，我擅长运用心理学行为主义理论，试图帮他们驱散内心的阴霾。
那天，广州的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窗外珠江的水汽似乎都被这热度蒸得沉甸甸的。许天佑走进了我的诊所，他身形消瘦，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却莫名透着股说不出的诡异。他的眼睛，在昏暗的诊所灯光下，闪烁着一种异样的光，后来我才发现，他植入了夜视隐形眼镜。还没等我开口，他便径直走到沙发前坐下，动作僵硬又急促，西装内袋里插着的故事板露了出来，上面斑斑驳驳，像是沾染了血迹。
“方医生，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打破了诊所里原本的安静。我给他倒了杯水，在他对面坐下，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温和又安抚：“别着急，许先生，慢慢说，这里很安全，你可以把心里的事都告诉我。”
随着交谈的深入，我逐渐了解到他所患的是现实解体障碍。他是一名恐怖电影分镜师，长期沉浸在恐怖电影那充满暴力与惊悚的世界里，让他渐渐失去了区分电影与现实的能力。在他的认知里，电影里的暴力场景和现实生活开始模糊、交织，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迷茫之中。
“方医生，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走在街上，看到的全是电影里那些血腥的画面，人都变成了怪物，到处都是杀戮。”他的眼神中满是恐惧与绝望，双手不自觉地揪着头发。我看着他，心中满是心疼，也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帮他走出这个困境。
我决定从行为主义理论入手，制定治疗方案。首先，我要帮助他重新建立起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我引导他回忆自己的日常生活，从他小时候对绘画的热爱，到如何一步步成为一名分镜师，试图让他找回那些被恐怖电影掩盖的真实记忆。“许先生，你看，你的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瞬间，那些都是真实存在的，电影只是你的工作，它不能定义你的全部。”我耐心地说道。
然而，治疗的过程远比我想象的艰难。许天佑常常陷入自己的幻想中，无法自拔。他会突然沉默，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仿佛看到了什么恐怖的景象。有一次，他突然惊恐地尖叫起来：“别过来！别杀我！”我赶紧上前，试图安抚他，可他却像失了魂一样，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电影里的台词。
在一次治疗中，我惊讶地发现，他竟然把咨询室布置成了《闪灵》里浴室的场景。墙壁上用红色颜料涂抹出诡异的图案，灯光也被调得昏暗闪烁，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气息。“许先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强忍着内心的不安，问道。他却一脸茫然地看着我：“方医生，你不觉得这样很有氛围吗？这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场景。”那一刻，我意识到，他的病情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为了找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我开始深入研究恐怖电影，了解他工作的环境和创作过程。我观看了他参与制作的每一部电影，分析那些分镜，试图找到他内心恐惧的根源。我发现，他对死亡和暴力的描绘有着一种独特的执着，每一个分镜都充满了极致的惊悚与血腥。
在一次治疗中，我尝试和他探讨他对死亡和暴力的理解。“许先生，你在电影里对死亡和暴力的刻画非常深刻，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我小心翼翼地问道。他沉默了许久，眼神中闪过一丝痛苦。“方医生，我小时候经历过一场车祸，亲眼看到我的父母在我面前死去，那种血腥的场景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我开始接触恐怖电影，发现自己可以通过分镜把内心的恐惧和痛苦表达出来。”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哽咽。
我终于找到了他病情的突破口。从那之后，我开始引导他正视自己童年的创伤，通过绘画和写作的方式，把内心的恐惧和痛苦释放出来。我给他准备了画纸和画笔，鼓励他画出那些曾经让他害怕的场景，然后一起分析这些画面，帮助他理解自己的情绪。
然而，就在我以为治疗有了一些进展的时候，危险突然降临。那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咨询室里交谈，突然，许天佑的眼神变得异常凶狠，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将笔尖对准了我的颈动脉。“方医生，你说这个死亡特写够诗意吗？”他的声音冰冷，脸上露出一种诡异的笑容。
我的心跳陡然加快，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但我知道，我不能慌乱，我必须保持冷静。“许先生，你现在有些失控，这不是真实的你，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分析的那些画面吗？你不是一个暴力的人。”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试图唤醒他的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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