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小时过去了，从监视孔望去，周比利侧身躺在光秃秃的水泥地面上，整个身体蜷缩得更紧，身体微微有些颤抖。
“怎么样？他有什么反应？”
“播放十几分钟后，他曾经烦躁地翻身、扭动，现在又安静了。”
“嗯，持续不间断地播放，注意声音不要忽大忽小，要持续保持同一频率，直到他求饶为止。你们换班二十四小时监视他的动静，如果他企图反抗或自残，及时制止，必要时上戒具，或者弄张结实点椅子来，把他牢牢捆在椅子上。他现在这个姿势太舒服了！还有，你们制服他时千万注意不要在身上留下伤痕。”
“是！”众人齐声答道。
直到凌晨三点多，一阵刺耳的电话铃把熟睡中的田之雄吵醒。
“喂？”田之雄迷迷糊糊拿起电话。
“组长，那家伙招了。”
“我马上过来。”
田之雄拉亮床头灯，看了眼手表，心里暗赞了一道：十一个小时了，这家伙不同凡人哪！
四十分钟后，田之雄开车到了小楼。
一楼的沙发上，施然在看审讯笔录，韩东明半躺着打盹，听见脚步声，两人都站起身，一个愁容，一个喜色。
施然把审讯笔录递给田之雄，对韩东明说：“你主审的，你来说。”
田之雄掏出小雪茄，一人甩了一根，“我先不看，你说。”施然忙给他点上。
“组长，您的方法绝对管用，果然让您料中了，这个家伙是个CIA。”韩东明一开口先捧了田之雄一道，见田之雄面无表情，只好对照着审讯记录继续说下去：
“您走后，我们把他绑在椅子上，从下午四点整开始，就一直开着高频噪声。要说，这小子意志力还真是坚强，连我们门外监视的兄弟都受不了门缝传出的尖锐刺耳的噪声了，半小时一换班，他居然头两个小时无动于衷，低着头一动不动。到了第三个小时，他开始出现明显的烦躁迹象，频繁扭动身体，但依然不吱声。到第五个小时零十一分时，他终于忍不住了，抬头大叫，仿佛要用自己的声音压过噪声。他喊了约莫二十分钟，没力气了，脸上表情很痛苦，眼泪、鼻涕都往下流，我们依旧没理他。到了第六个小时五十二分的时候，他又开始大喊，嗓子都嘶哑了。到第七个小时零十分，他身体开始出现颤抖，继而轻度痉挛，我们怕出意外，停了一下进去看看，那小子装死，我们就接着来呗。到半夜十二点二十，也就是审讯第八个小时二十分时，他求饶了，胡诌了一通，说他是个情报贩子，去过那些那些地方，还想套我的话，说话时语速很慢。我意识到这是他的企图喘息的缓兵之计，便继续转身就走，给他加大力度。终于在凌晨两点零二分，也就是十小时零二分时，他意志完全崩溃了，大哭着哀求我们审他。接下来，我问什么，他答什么。中途我试着又开了两次噪音，他吓得浑身颤抖，大小便都失禁了，不可能是装出来的。他招供的内容都在笔录上……”
韩东明缓了口气，见田之雄根本没有看审讯笔录的意思，仍聚精会神地听着，就接着汇报下去：
“他真名叫王茂春，公开身份是美国驻港领事馆文化处参赞助理，真实身份系中央情报局远东事务部中国处雇员，中文、英文、越语均十分流利。他1930年生于河北，其父原是西北军的一个师长，是大汉奸王克敏的远房亲戚，1935年随王克敏投向日本鬼子。抗战胜利后，其父未受惩处，49年初见共产党连连取胜日益得势，害怕遭到清算，便卷款举家跑到了美国。王茂春是年十九岁，在洛杉矶读了一所二流大学，临毕业时赶上韩战末期，中情局大肆招揽懂中文的人，看重他中英文均流利，且反共意志坚决，便招募进了中情局，进行了四个月的培训。结业后派往韩国任审讯战俘工作一年；1955至1957年在美国驻港领事馆工作；1958至1970年派至南越工作了十二年，先后在美国驻岘港领事馆和驻西贡大使馆工作。1970年调回中情局东亚事务部中国处；1972年底调到香港。据他说，美国领事馆连雇员带外勤共有九百多人，规模庞大，只有一小部分人隶属美国国务院，大部分都系各情报机构及军方人员，以中情局为最。中情局的人又分几类，有总部派的头头和骨干，也有临时雇员；有的归中情局香港站，有的直接隶属CIA总部各个下属部门；分别从事军事、社会、经济、文化情报搜集以及组织发展、文化渗透、情报分析、通讯联络、人员派遣、反间谍等等事宜。周比利，哦，王茂春就是直接隶属于CIA东亚事务部中国处的间谍。他供述，他的主要任务是广泛接触香港社会各阶层人员，尽量掌握在港各国各地区的谍报网情况，并伺机发展鼹鼠。不仅针对中国大陆及共产国家，同时也针对盟友和西方诸国。他在香港有三个住处，分别位于中环、九龙塘和石澳。平时不到领事馆上班，通过电话与领事馆内他的上司联系，只不过有一套身份识别和加密通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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