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年，我刚结束新兵连的艰苦训练，下到了位于边境的连队。这里不像集团军那般营房集中，我们连队坐落在一个宁静的村子里，国道从旁穿过，不远处还有个热闹的集市。离连队四五百米的地方，有个边防派出所。与内地不同，这里是武警驻守的派出所，虽与我们解放军隶属不同，但同为保家卫国，两支部队关系融洽，时常携手开展活动。
五月的一个深夜，时针刚划过一点，寂静的营区骤然响起紧急集合哨声。那尖锐的哨音划破夜空，在沉睡的连队里回荡，仿佛催命符一般，惊得众人从睡梦中猛地惊醒。大家迷迷糊糊中听出是轻装集合的指令，于是手忙脚乱地抓起挎包和水壶，在两三分钟内便匆匆在操场上集合完毕。
我当时在一班，班长兼任代理排长，我们一个排下辖三个班。连长神情严肃，大声传达任务：“离连队十多公里的国道上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派出所请求支援，团部已批准，我们连即刻前往救援！”听到这话，我心中不禁泛起嘀咕：这大半夜的，是真事故还是演练呢？
连队当时仅有一辆依维柯车，连长带着我们一班，装上十几副单兵担架，火速奔赴现场。其余战友则留在原地，等待营部派 153 卡车来接应。
没一会儿，我们便赶到了事故现场。只见派出所的六七个人已将道路封锁，警戒线在夜色中格外醒目。路边传来阵阵哭声与惨叫，受伤的人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大多是艰难地从旁边树林里爬上来的。
我抬眼望去，路边的悬崖下，一辆白色大巴车静静地躺着，那是一辆能容纳四十人的大型客车。悬崖足有三十多米高，底下隐隐传来微弱的哭声。连长当机立断，带着我们十多人，顺着杂草丛生的陡坡小心翼翼地向下滑去。坡实在太陡，我们只能紧贴着地面，一点点挪动。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下到沟底。大巴车冒着缕缕青烟，仿佛一只受伤的巨兽在喘息。为防止起火，我们迅速架起探照灯，灯光亮起的瞬间，眼前的场景让我终身难忘。顺着大巴车滚落的方向，残肢断臂散落一地，有的被压得血肉模糊，有的被甩出去折断，各种惨状交织在一起，宛如人间炼狱。
在下来之前，我们还能听到微弱的痛苦呻吟，但此刻，面对严重变形的车厢，我们只能大声呼喊：“有人吗？”却不敢问“有没有活的”这种话，生怕打破这压抑的死寂。车厢里一片死寂，没有丝毫回应，只有鲜血汩汩流出，在地上蔓延成一片暗红色的湖泊。
我第一次目睹这般惨烈的场景，恐惧如潮水般将我淹没。连长当机立断，决定先把能抬动的伤者和尸体弄上去，车里的情况等县消防、公安赶来再处理。于是，我们开始用担架搬运还算完整的尸体。
说实话，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但军令如山，我们只能硬着头皮上。我和一个上等兵被分到一组，在旁边的大石头上，我们发现了趴着的一位大爷。他全身看起来并无明显外伤，只是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卫生员过来，用电筒照了照大爷的眼睛，又摸了摸脖子，摇摇头说：“人没了，抬上去吧。”相比那些残缺不全的尸体，大爷的模样还算能让我接受。
我们将大爷抬上担架，用白布盖好，又用担架两边的三道麻布扣紧紧勒住。谁知道这上等兵不厚道，抬的时候竟把大爷的头朝着我，自己还走在前面。由于是上坡，我这边位置低，他那边高，这让我抬得十分吃力，只能拼命抬高担架，生怕大爷的脸靠近我。
然而，刚抬了四五米，“啪”的一声，三道麻布扣竟同时断裂，大爷的尸体直直地滑进我怀里。那一瞬间，我只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脑门，吓得我下意识地一把将尸体推开。尸体顺着坡骨碌碌地滚了下去，我俩都被吓得呆立当场。
连长和派出所领导在下面看到这一幕，大声呵斥：“怎么搞的！绑都绑不紧！”我满心委屈，我们当时确实绑得很紧啊，怎么会突然断呢？没办法，只能重新换个担架，再次将大爷的尸体抬上。这次连长亲自上手绑紧，示意我们继续抬。
我们又一次艰难地往坡上爬，可刚爬了四五米，“啪”的一声，扣子又断了。我赶紧侧身，大爷的尸体再次滚落。我心想，连长这次肯定又要大发雷霆了，赶忙抢先说道：“连长，担架又断了……”要知道，这可是军用担架，质量绝对没问题啊。
可这次连长没有骂人，所有人都围了过来，气氛瞬间变得诡异而凝重。连长沉默片刻，说道：“你们撤过来，让班长和副班长两人抬。”于是，又换了一副担架，这次除了班长和副班长，我和那上等兵也在一旁协助，四人一起抬起担架。
抬到一半，有个小小的平台，班长说：“休息一下吧。”说是休息，其实担架根本放不下，我们只能四个人抬着站着。就在这时，我清晰地听到一声“唉”，那声音充满了不甘与哀怨，仿佛从九幽地狱传来。我听得真真切切，因为我的左手就扶在大爷头部附近，虽然盖着布，可那刺骨的冰冷还是透过布料传来。我下意识地看向抬着头那端的班副，只见他脸色煞白，眼神惊恐，显然他也听到了。但此刻，我们谁都不敢出声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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