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丛之前的古蜀人以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营狩猎和养殖。养殖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养蚕缫丝。蚕丛带领族人继续向东南方向迁徙，他们经过今茂县与汶川之间的茂汶盆地后，逐渐发展农耕。夏商之际，是第三代蜀王鱼凫时代，蜀人再次东迁，从茂汶盆地东南而下经过成都平原北端进入广汉平原。这时的古蜀王国已经完成了由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鱼凫是这个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
有关古蜀人与他国的战事并无传世记载，但考古实物却证明确有其事。在殷墟和周原的卜辞中，出现了“蜀受年”、“征蜀”、“至蜀有事”的记载，可见当时商蜀之间纷争不断。鱼凫时代，商王朝的政权已接近没落，蜀国顺理成章地参加了周武王的会盟，怀着复仇的心态在伐纣的队伍中勇往直前，故《尚书》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根据年代分析，三星堆遗址至少有两个祭祀坑是属于鱼凫王时代的，出土的大量戈、剑、矛等兵器和礼器是蜀人尚武之风的最佳印证。
尽管与商朝战事频繁，古蜀人独立的经济生活模式却未受影响。这全凭着蜀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江流奔涌，泉水充盈，土壤肥沃，地下有丰富的金、银、玉、铜、铁、铅、锡等矿藏，培养了古蜀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蜀地山林茂盛，犀牛、牦牛、大象等野生动物出没其间，瓜果四季皆熟，漆、麻、桑蚕、雌黄、白土等物产丰饶。古蜀人的缫丝、髹漆工艺堪称一流。满山遍野的竹子解决了住房的问题。从三星堆晚期房址出土的木棍、泥块、竹片等痕迹看，古蜀先民根据川西平原多雨潮湿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造了竹编木骨泥墙的干栏式建筑。他们就地取材，用木、竹构起屋架，用木棍和竹片编成篱笆，在其里外两面涂草抹泥，以茅竹覆盖在屋顶上。在今天四川贫困地区仍有类似的茅草房。
古蜀国北边“以褒斜为前门”，即到了今天陕西汉中一带，与秦国接壤。南边以“熊耳、灵关为后”，即到了今天四川青神、芦山一带，与越族相邻。西面依靠九顶山、峨眉山。东边接于巴族，以“工、潜、绵、洛为池泽”，利用江河之便利发展渔业。
与古蜀国联系最密切的是生活在长江三峡地区的巴族和巫耋人。远古的羌人在成都平原发展成蜀族以后，碰上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大问题：四川盆地食盐缺乏。羌族的池盐远在千里之外，又有重山阻隔很难运送，所以只能依仗巫、巴之盐。巫耋和巴人生活在长江三峡和川东一带，此地盐泉密集，很久以前巫耋和巴人就与盐泉相伴，伐木煎煮泉水，用晶盐与四周的居民交易。
从蚕丛到鱼凫时代，古蜀人曾到川东三峡地区，购回食盐。巫耋和巴人自然不会放弃川西这个大市场，纷纷溯江而上运送食盐。在盐利的分享上巫、巴间也存在矛盾，巫耋的盐产量高于巴人，而巴人紧邻长江，得舟楫之便，双方若发生争执，不论哪一方失利，都会影响到古蜀王国的食盐供给。作为西南最强大的政权，鱼凫派出一支队伍驻扎在瞿塘峡以西地区，在巴巫之间建立“非军事区”，保护“国际盐利”和长江盐运畅通无阻。暗地里他们也自己动手采盐制盐，保证古蜀王国的食盐供给不会因巫巴之争而间断。这支队伍在今奉节县白帝城西的河滩上垒石扎营，据说石垒纵横八行，共64垒。据专家考证，这就是晋人误传诸葛亮为阻击东吴陆逊追兵而设的“八阵图”。隋唐以来，人们对此说法深信不疑，不曾想到这是古蜀王国“维和部队”的大本营。
春秋初年，古蜀国处在杜宇时代，来自长江中游荆地的鳖灵借蜀中治水之机赶走了杜宇，自立为蜀王，号开明。开明王朝凭着国力雄厚继续扩张，曾东伐楚国，并与西秦抗争。战国初年，古蜀国在成都建都，成都从此成为全蜀的政治文化中心。蚕丛和鱼凫两位国王为生存发展所进行的漫长迁徙到此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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