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聂文君五月平安产子后，王建军见妻儿身体状况稳定，便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轧钢厂的工作中。
其他方面的事情并不值得他花费太多注意力在上面。
他现在只想把轧钢厂工作做好。
随后，他在全厂干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改革方案。
“同志们，我建议在全厂推行‘百分赛’制度。”
王建军站在主席台上，语气坚定：“把产量、质量、消耗等指标量化计分。
按月评比，优胜车间给予流动红旗和适当物质奖励。”
台下顿时响起议论声。
革委会一个委员谨慎地提醒：
“王主任，现在外面正在批判‘奖金挂帅’，咱们这么做会不会……”
“老周说得对。”
厂长刘志忠立即附和：
“现在提倡政治挂帅，咱们搞这套，怕是会被人说成是搞物质刺激啊。”
王建军环视会场，沉稳地说：“我理解大家的顾虑。
但是同志们想想，工人们每天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八小时。
如果干好干坏一个样，怎么调动积极性？
我们适当给予奖励，是为了促进生产，这和政治挂帅并不矛盾。”
他接着举例说明：
“上个月三车间的张师傅改进了一个模具，使生产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十五。
按照新制度，我们应该给予他五十元的技术革新奖。
这既是对他个人的鼓励，也能带动其他工人搞技术革新的热情。”
尽管有人反对，但在王建军的坚持下，“百分赛”制度还是开始试运行。
果然，没多久就见到了成效。
全厂产量提高了百分之八，废品率下降了三个百分点。
然而，王建军没有料到，这个成功的改革却成了别人攻击他的把柄。
六月初，工业局召开半年工作总结会。
王建军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了争议。
“我认为，抓革命和促生产并不矛盾。”王建军在发言中说：
“我们既要认真学习主席着作，也要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工人同志们白天辛勤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政治学习，很辛苦。
我们应该想办法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比如扩建澡堂、改善食堂伙食……”
他的话还没说完，工业局新来的副主任张向东就打断了他：
“王建军同志，你这话有问题！
现在全国都在突出政治，你却在这里大谈生活条件，这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
……
会后，几个兄弟厂的领导私下对王建军说：“建军同志，你今天太大意了。
现在是什么形势？
你怎么还敢说这些？”
王建军不解：“我说错什么了？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有错吗？”
他确实想不明白。
作为一个后世人，他只知道要规避那些明显的历史雷区。
比如不参与派系斗争、不写大字报、不整人，好好苟住之类。
要是李怀德还在，这些事也根本用不着他操心。
但他万万没想到，就连改善工人生活这样的好事，也会被人拿来做文章。
“话是没错，但是……”
其中一人欲言又止：
“总之你小心点，我听说有人要拿你做文章。”
“建军同志啊，你这话放在平时是没错。”另一位好心的同行压低声音：
“但现在是什么时候？全国都在批判‘唯生产力论’。
你却在会上大谈改善生活条件，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王建军愣住了。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虽然熟知这段历史的大致走向，却对其中微妙的政治风向把握不够精准。
他以为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老老实实抓生产、关心工人，就能平安度过。
现在看来，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回到办公室，王建军独自沉思。
他想起穿越之初对自己的告诫：要低调，要谨慎，要顺应时代潮流。
这些年来，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该参加的学习一次不落。
该表的态从不含糊，甚至连最激进的运动也都按要求开展了。
“难道是我太积极了？”
王建军不禁自问。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他推行了“百分赛”；
为了改善工人生活，他扩建了澡堂和食堂；
为了调动工人积极性，他设立了技术革新奖。
这些在后世看来再正常不过的管理措施，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却成了“罪证”。
董阳升敲门进来，见他愁眉不展，便劝道：
“主任，要不咱们把‘百分赛’停了吧？
还有那个技术革新奖，也暂时取消。”
王建军摇摇头：“现在取消，岂不是承认我们做错了？
再说，工人们刚刚尝到甜头，突然取消会影响积极性。”
“可是……”
董阳升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的担心。”
王建军叹了口气：
“但我相信，只要咱们真心实意为工人谋福利，就问心无愧。
再说了，我行的正坐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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