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活于世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利益所左右。名为利，财为利，权亦为利，有些人贪婪于生前之荣华富贵、权倾朝野，有些人追逐于身后之名垂青史、流芳百世，甚至于一餐一饭、一丝一缕，何尝不是利？
逐利是本性，并未有高尚低劣之分，可一旦践踏原则、突破底线，则为天地所不容，必遭反噬。
……
马周立场很是明晰：“吾受太宗皇帝之简拔，更受先帝之重用，浩荡皇恩没齿难忘，故将竭诚报效于陛下，此副身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再无其他。”
在其位、谋其政，如此而已。
其余之事一概不理，绝不掺和。
于志宁不满，也顾不得其他，厉声道：“主少国疑，皇权式微，这就是你马宾王回报太宗、先帝、陛下之方式？”
马周有些不耐烦了，肃容道：“陛下虽幼，然根基稳固、天下竟从，古往今来之少主如陛下这般稳如泰山者又有几人？军政分离、各依制度程序而运转，博采众议、兼顾各方更是太宗皇帝之遗愿，避免一人之好恶而犯下大错，明君在上、诸臣辅佐，此天下最优之国策，有何不妥？”
于志宁犹自质疑：“皇帝乃天下之君、四海之主，口含天宪、手执日月，焉能分权于臣下、乱政于殿堂？”
马周忍不住了，不过毕竟是总摄百揆的宰相，必要的涵养还是有的，故而并未出言嘲讽，而是淡然道：“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万里江山之浮沉归属、偌大帝国之盛衰兴亡，岂能由一人之贤愚而决？燕国公乃儒门名宿，焉能忘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之言？”
于志宁摇头叹气，非是不能辩论，而是毫无意义。
时至今日，这一句“天下人是天下人之天下”早已风靡全国，无数人闻之振奋，以“主人翁”而自诩。虽然尚未发展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等境地，但君王之权威却实实在在跌落谷底。
百姓、商贾原意奉养君主，但前提是君主要勤政爱民、要英明睿智，否则便束之高阁，将国家大事交托于政事堂、军机处来商议处置。
君主只能沦为一个“牌位”，高高供奉，别不懂装懂瞎指挥……
他之所以前来寻找马周试图联盟以对抗军方，便是对当下这种“君王高高供起、万事天下人做主”的潮流深感惊惧，意欲拨乱反正、重归正轨。
君主在位、执掌朝政，当然需要他们这样的世家门阀去参议朝政、治理地方。权力来源于君主，受君主之节制，但反过来也只需向君主负责，功过是非由君主一言而决。
然则现在君主被架空，政事堂里宰相们相互制约，想要平稳运转便只能按照既定之规则彼此约束。
此规则即为“律法”。
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事情如何做、做错事如何责罚……律法之上字字句句、清清楚楚，不容混淆。
这本是好的，毕竟“皇在法下”，君王再不能依靠无上权威只凭喜好便恣无忌惮的对待臣下，似隋炀帝那等暴虐之君再无可能出现，世家门阀的利益可以受到最大程度保证。
然而凡是有利亦有弊。
倘若实在太宗皇帝之时如此做法，世家门阀举起双脚赞成。
可现在何等情况？
长孙无忌与晋王连续两次兵变世家门阀皆参与其中，站错队的代价极其惨烈，花费无数钱帛豢养的私兵遭遇灭顶之灾，统治地方百余年甚至数百年的传承动摇，更是不得不捏着鼻子尊奉中枢的税赋改革，由“租庸调”改为“摊丁入亩”致使各家之赋税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增长，本以为海贸之暴利能够填补损失，却又要缴纳高额“商税”。
尤其是科举考试之施行，将世家门阀赖以统治地方的垄断优势连根拔起。
大家坐在一处算算账，忽然发现看似“皇在法下”保障了大家的安全，提升了权力，但日子过得却是一年不如一年……
谁也搞不明白这种政治与制度的悖离到底处于何等原因，但大家都秉持一个简单而朴素的原理——既然日子不好过了，那就重走旧路，把以前那一套再捡回来就是。
只不过如今的世家门阀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家底折腾得七七八八、捉襟见肘，再不能如以往那般动辄与中枢对着干，只能先推举一位“士林领袖”，然后以“对抗军方”之名义尝试达成文官内部统一，完成利益再分配……
所以此前还鼓噪着“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孟圣之言犹在耳”，如今却又改弦更张，回归“君王天下之主、富有四海”了。
此刻被马周当面羞辱，于志宁也只能唾面自干。
“‘国虽大好战必亡’乃千古不易之理，如今大唐虽然盛世煌煌、天威赫赫，可此等凭借武力对异族恣意鞑伐、频繁攻战，着实有伤天和，必遭反噬！况且天底下哪里有必胜之战争？一旦打了败仗害的无数大唐子弟埋骨他乡不说，更是损耗无算，甚至有可能拖累国库导致一片大好的局势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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