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子赚钱了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贺兰想当然认为应该扩大生产，否则她费这么大力气安装电话干什么。
村支书则不然，他从现实和理想分别出发，跟村长和贺兰谈话时建议食品厂先将部分盈利拿出来改善陈庄村环境，毕竟食品厂是集体企业，理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贺兰觉得村支书的手伸得未免长了点。村长没日没夜抓生产的时候他端着搪瓷缸子满大街晃悠，贺兰长途出差披星戴月跑销售的时候他跟乡里来人躲在办公室里吹牛皮。实事他是一点儿没干，功劳他可没少惦记。
不就是有村长在，食品厂他插不上手，眼看着厂子在乡里乃至于工商局内部都挂上号了，他却半点好处都沾不到边，心里着急么。
真会借花献佛，揩别人的油往自己脸上擦胭脂。他还想让食品厂出资给村里修路，呸！想得美。这股歪风邪气要是第一次不能刹住了，以后就等着他得寸进尺吧。有他在厂子还想发展壮大？做梦。
于是贺兰打开上锁的办公桌抽屉，取出一个文件夹来，将膨化机的分期付款合同、临时聘请运输队的货运清单、产品包装费、电话安装费收据一一取出来摊在村支书面前。
“这里面除了电话安装费是一锤子买卖以外，其他都是长期支出，哦对了，当初我跟设备厂说好了，后续还会再买几台膨化机，所以人家才同意分期付款的。按现在的订单量计算，我觉得怎么也得再买两到三台膨化机才能跟上厂子发展，也就是说至少还需要一万二三。”
“您为咱村老百姓着想是值得表扬的，但您不能对食品厂涸泽而渔呀。暂时不修路老百姓该怎么走还怎么走，食品厂没了这笔钱可就再没了发展机会。”
村支书后槽牙咬的死死的，嘴皮子一掀说道：“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再说村里修路难道食品厂不占便宜？”
“哎呦，那这个便宜谁爱占谁占去吧，食品厂拱手让人。”贺兰斜睨一眼村支书变色龙一样的脸色，悠悠说道：“您要非得坚持修路也行，我建议开全体村民大会让大家伙来投票表决。”
村支书是急功近利他不是傻，上次的表彰大会上贺兰早早就把大话放出去，年底肯定会把食品厂的部分盈利拿出来给村民分红，村民傻了才会同意把原本属于自己的钱拿来给村里修路。
于是村支书含恨败北，又一次没能在贺兰手下讨到丁点便宜。
虽说村长早跟贺兰有过约定，厂子的事他们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贺兰是唱白脸的那个，但她总是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村支书闹不愉快，村长多少有些忧心。
过犹不及，万一贺兰真跟村支书结了仇，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集体来说都不是好事。
所以为了缓和两人之间的关系，村长提出让村支书的儿子高远达进厂来工作。
对此贺兰表示无所谓，“举贤不避亲，只要有本事想来就来，村里其他人也一样。”
食品厂连续加班大半个月，早有村民打听什么时候扩大招工了，不少人摩拳擦掌想进厂当工人。
以前豆腐厂施行的是计件工资，干得多赚的就多。奈何豆制品销量上不去，所以员工工资也就只有拿不出手的那点。
食品厂招工的时候早早言明是计时工资，早八晚六，中午休息两个小时，只要干满一天八小时就能赚一天的工资。第一次招工的时候人们普遍不看好食品厂的发展，大部分都是抱着混时长的目的来报名的。最后可谓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员工都是真金。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食品厂开工后不仅能够保证每天按时按点上下班，在推销员们废寝忘食将销路打开后竟然还有加班的时候，加班还有加班费，按小时计算。
上次的表彰大会开完之后第二天，贺兰便亲手将工资条和真金白银的工资送到了各人手里。全勤和加班算在一起，最多的员工有将近四百块工资到手，最少的也有三百出头。
在1993年这个粮油票刚刚取缔的年份，三四百块是绝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高工资，因此陈庄村村民纷纷挤破脑袋也要进食品厂上班。
村支书的儿子高远达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县里供销社做会计，谁知还没站稳脚跟就赶上国家经济转型，县供销社从垄断地位跌落神坛，破产倒闭了。
村支书托关系给高远达重新安置了一份新工作——在邮电局做邮差，负责送信送报纸。看起来是个铁饭碗，实际上工作量大、工作内容又脏又累，还赚不到什么钱。
所以在一次高远达因劳累而病倒后，村支书便萌生了让儿子进食品厂的想法。跟邮差的工作比起来，食品厂工资高、离家近、还有加班费，工作也不累，村办企业就村办企业吧，总比捧着铁饭碗要饭强。
村支书要脸，更何况他刚刚在贺兰那里铩羽而归，所以高远达来食品厂面试他没跟任何人打过招呼。
村长是多少年的老江湖了，一看高远达在面试的人群里就知道今天必须留下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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