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自尤》，是一首押平水韵上平十一真的五十韵长诗，除了表达出苏洵的出离愤怒的心情之外，我们对于苏洵能在这种悲愤的心情下还能不跑韵、不掉辙，还能一气呵成感到震惊，完全不像颜真卿悲愤时在《祭侄稿》里的涂抹与修正。
人往往在失去理智时，会做出一些违反常规的举动，而苏洵却能以他十万分的克制能力，化笔为刃，狠狠地扎向他老丈人程家看似光耀的门楣上！
苏老泉气急之下，发重誓此生苏家与程家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而最痛苦的却是夹在中间的所谓最能隐忍的贤妻良母程夫人——一边是自己的亲骨肉，一边却是自己的娘家人！
此时的苏轼已经年满十八岁，二伯出任了祥符（今开封市祥符区）县的知县。
彼时的祥符县多是富户，苏涣走马上任后，也不能免俗地烧了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减免了穷人的徭赋；公断了一些陈年的诉讼纷争；对于权贵的势力也是毫不屈服。就连包拯包大人听说了，也赞叹道，你苏涣以一个小小的县令能够在这种权贵群里刚正不阿，确实要比当时的谏官还要强啊！
此时的苏轼年齿渐长，逐渐开始读史论史，有时间还兼学修道（当然他有这方面的“童子功”，小学就在道观里跟随道士读书）。眼看将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想着归隐山林，修道守贫（这和后世的王守仁有得一拼，不过也是些文人的通病）。
这一年，苏轼的另两个冤家，晁补之、陈师道也诞生了。
至和元年（1054），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也是宋仁宗赵祯上位后第一年。
该年七月，张方平除知益州。
古时候，任命官职叫“除”。
宋时多以朝臣充任各州长官，全称“权知某军州事”，简称知州。
“益州”在哪？北宋初年，朝廷在成都设立成都府，为成都府路治所。北宋淳化四年（993），王小波、李顺在成都附近的青城起义，遂克成都，建立大蜀政权。
当年五月，宋军攻陷成都，起义失败，成都府被降为益州，成都府路改为益州路，成都仍为治所。嘉佑四年（1059），益州再升格为成都府，益州路再改成都府路，治所照旧。
这一年，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十九岁的苏轼成大人了——原因是他成家了，娶了邻县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王弗为妻。
此时的苏轼经常与史经臣史叔叔指点江山、臧否历史人物，还对老史写的《思子台赋》赞不绝口。我们知道，史经臣是父亲苏老泉闭门读书时交往过的难兄难弟。
“思子台”是为纪念汉武帝的太子刘据而修建的，太子被江妃谗死。死后汉武帝才知其冤，作思子宫，并建归来望思之台（思子台）于湖县（今河南灵宝市豫灵镇底董村）。只可惜，《思子台赋》原文今已不存，我辈已难以一睹真容。
苏轼的另一个弟子张耒，此刻已悄无声息的出生在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市）。
四月，二伯苏涣出任衡州知州。而父亲苏洵则把自己的作品（几篇文稿）上书呈给了益州知州张方平。二十岁的苏轼随父到成都府邸去拜谒了张方平，据传张大人一见苏轼即待以国士（有点夸张）。在成都，苏氏父子游览了药市和位于成都东门大圣慈寺的中和胜相院，拜谒了惟度、惟简法师。
惟简，即宝月大师，是成都大慈寺六世主持。俗姓苏，字宗古，眉山人，年长于东坡，东坡认其宗为无服兄。
惟简是苏东坡结识最早的僧人，两人自初识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友谊长达四十年之久?。在苏东坡的一生中，他与佛教僧侣结缘甚多，但与惟简的关系尤为特殊。两人不仅是朋友，更是生死之交。
绍圣二年（1095），宝月大师圆寂，东坡作《宝月大师塔铭》以纪念这段深厚的友谊?。苏轼与惟简，在俗家为同乡宗亲，在佛门为度诚信徒，族谊深厚，志趣相投。苏轼宦海沉浮，无论官居礼部尚书，还是贬为琼州别驾，都与惟简长期保持书信往来。
此后苏轼与宝月大师交往颇多，这是二人的初次相识。
苏轼在成都游览期间，有幸见到了一种古法缸砚。
这种缸砚相传是一个滕姓古蜀人流传下来的制法，先用药物把瓦石煮软，用刀削时，瓦石已软烂似泥，也能用废弃的破酿酒缸煮而为砚，蜀人一旦得之，会如获至宝。苏轼就曾得到过一方这样的砚台，不过此后转手又赠给了弟弟苏辙。
苏辙甚爱之，后来还意犹未尽地作了篇《缸砚赋》。
这些年，羽翼渐丰的苏轼已是学通经史。此时的读书人中正流传着欧阳修着述的《正统论》，建州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辖县）人章望之（字民表）也在着述《明统论》，于正统之外，老章倡导的是霸统。跃跃欲试的苏轼也以修为归，出于自己的本意，作《正统论三首》，企图从学术上与章望之等人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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