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苏轼在对蔡襄的书法评头论足之际，朝廷官宣：
授予苏轼同志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宜阳县西五十四里福昌村）主簿；苏辙同志任河南府渑池县主簿。
主簿是古时的官名，相当于是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类似今天的文秘人员。
但兄弟俩均未赴任，在当时，这不算是违抗命令，反而会显得很低调且没有野心。兄弟二人专程去拜见了他们在京城做提刑的二伯苏涣，想请教一些新官上任的为政之方。
伯父对苏轼说：做官嘛，说难也不难，就照着你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那样做就OK了。
苏轼说：写文章倒是容易，但是我从未学习过为官之道，不好入手啊！
苏涣道：你在考场上得到一个考题时，肯定是你的心里已经有了思路，才可以下笔一挥而就。为政也是一样的道理，遇到事，首先要在心里有了正确的处置方法后再做决断，这样就不会犯错了。
嘉佑五年（1060）的六月初九前后，苏轼大伯苏澹的长子苏位不幸亡故。
苏位仅小三叔苏洵五岁，可以说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玩伴，从小在一起也难免会有点感情，因此，苏位的祭文就由知根知底的小叔苏洵代劳了。
苏轼兄弟对于朝廷的任命皆不赴任，仍待在京师调官。
爱才的礼部侍郎欧阳修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终于有一天，他老人家伙同其时的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员外郎知谏院杨畋分别上书举荐苏轼、苏辙兄弟应才识及茂名于体用科。
杨畋，字武叔，号乐道，杨家将之后，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县）人，曾祖父就是杨业的亲弟弟。
这位忠义的杨家后人杨畋，还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苏轼此前所作的五十篇文章一股脑地奏报给了圣上，以此来举荐苏轼应制科试。有了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提携，苏轼兄弟的科举之路顿时就达到了“保送生”的待遇了。
这时，苏老泉被委以重任修编礼书，暂寓居在雍丘（今开封杞县）。苏轼兄弟则暂居汴京丽景门河南岸接待交址使的京城四驿馆之一——怀远驿，发奋读书以备考。
就是在怀远驿，兄弟俩经常读韦应物的诗，当读到《与元常全真二生》诗中“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句时，兄弟俩不禁恻然感慨之：在今后的居官生涯中，这种“夜雨对床”的时刻还能有几回呢？
冥冥之中，这种对“夜雨对床”的兄弟手足之情，伴随了苏轼兄弟的一生，成为了古往今来同胞之情的典范。
看到苏轼兄弟的茁壮成长，眉山乡校——寿昌院的老师刘巨专门赠诗给兄弟俩以鼓励。
刘巨，字微子，还是那位写出“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的老秀才，诗被苏轼改为“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后，据说对苏轼由是拜服，可谓是念念不忘。
这次，刘老师赠的诗想必也是字斟句酌过的：“惊人事业传三馆，动地文章震九州。老父欲别无他祝，以愿双封万户侯。”不知为何，在我看来，刘老师的诗文水平仍没什么提高，只是较为朴实些，用在鼓励苏轼的特定场合，基本上还算是马马虎虎。
过了些时，朝廷下旨：
天子已准许苏轼应制科考试了，宣择日进殿考试，不得有误！
接到通知的苏轼，赶紧按当时士子的惯有做法，分别上书枢密使富弼，端明殿学士、吏部侍郎曾公亮，以及应举制上两制书。这几篇书文在今天通读起来，二十五岁的苏轼所作，尽是些高中生般慷慨激昂的政论文章，其次不过就是对于几位政坛巨擘的吹捧之辞。当然，这也算是这种年龄段尚未经过官场险恶的读书人的正常举动。
八月初八，父亲苏老泉被委任为秘书省试校书郎。
后得知，这是时任成都府路转运使赵拚在上头为苏洵美言，赞其品行及学识曾誉满乡里，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任命。
赵拚， 字阅道，宋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市）人。景佑元年进士，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势，时称“铁面御史”。平时仅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长厚清修，日所为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以至于神宗皇帝每当选择益州、杭州这两个重要州郡的长官时，都会对继任者说，“过去赵拚治理此郡，方法最好！”
意思是，伙计们下去就按赵拚的方针办，——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二十多年后，赵拚死后，朝廷命苏轼为他撰写了详尽的歌功颂德的碑文，这也算是苏轼替其父亲还上了一个人情债。苏老泉被举荐后还上书欧阳修与赵拚，以示感谢。同时，还带着苏辙拜谒了赵拚。
此后，苏轼又上书刘敞，与其探讨了求才与气节的话题。苏轼还对刘敞的才气与品行照例是进行了一番的赞美，此时的刘敞将要到陕西路永兴军赴任。
刘敞，字原父，一作原甫，临江新喻荻斜（今属江西省樟树市），是一位当朝着名的学者、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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