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详观疏意，知道苏辙同志确确实实是潜心研究了当世经济社会的各项事务，观点大都切中时弊（主要是切中了神宗自己的心理），作为下属官员，非常之难能可贵。
于是，当即诏对苏辙于延和殿，随即任命了上述的官职。
苏轼知道，如今变法的诸事措置，虽然王安石、陈升之二人压力很大，但检详官的苏辙却得在每项事务上身体力行、亲力亲为。
三月二十七，苏轼在给二堂哥苏不疑的家信中，还对堂哥诉说了苏辙的辛苦与不易。
书呆子董传亡故后，苏轼与董传的其他一些故旧人等凑了点钱，但还远远不够安葬董传之需。
于是，苏轼只得上书韩琦，先说董传确实有才，然后又介绍了董传家里的窘境。董传母亲守寡多年，弟弟孤弱尚小，连吃饭都有些困难。如今董传父子的灵柩都暂厝在寺庙里无钱下葬等等，盼望惜才的韩大人能拨出一点经费来办理董传的丧事。
听说陈铎学士要从泾州经过，苏轼还告诉韩大人，不如让陈铎把钱捎给在歧下的宋迪（苏轼替韩大人考虑的极为周全），由宋迪来主持董传的后事，若赙金还有结余，那就留给董的家人以应急需。
如愿处理完董传的后事，苏轼又忙着为眉山老乡任汲（字师中）赴任黄州通判而写诗送行，还把写的诗也寄给了任汲的兄长任孜（字师平），此时，任孜正在四川简州平泉县令任上。
这是苏轼在丁父忧之后，又开始了提笔作诗。
这位老乡任汲，标签是“少学读书，通其大义，不治章句。任侠，喜事。”初为河南新息令，民爱之，遂在当地买田而居。此人后来曾通判黄州，还转知过泸州。
任汲与其兄任孜，相继举进士中第，知名于当时。眉州人皆敬之，号之“二任”，“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送任汲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而父亲苏洵在世时，尤其与二人厚善。
苏轼做梦也想不到，此次为老乡送行的去处黄州，十年后将成了他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所在，黄州可谓是日后令苏轼真正脱胎换骨的地方。
闲暇时候，苏轼开始陆陆续续作些诗。
先是秀州（除海宁外的今嘉兴地区与今上海的吴淞江以南部分）的僧人本莹（慧空）来访，苏轼作诗“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秀州僧本莹静照堂》），来劝说僧人本莹人处世间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清静。
接下来，苏轼又给京兆人(今西安)石苍舒（字才美）寄诗，表达了自己对于书法的理解。石苍舒其时为承事郎通判保安库，善行草，有骨气。弄笔日久，以至于堆在墙角的秃笔如山。他已将书法理论经营在心，舒卷随手而自如，人谓其已得“草圣三昧”。
可苏轼认为“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石苍舒醉墨堂》），认为人一旦开始认识字，对世事就开始患得患失起来了。自己对于书法的认识则是“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同上），这也是对宋人书法“尚意”指向的高度概括。
太原人王颐在赴福建路建州钱监（监督钱币的铸造和流通的官职）任之前，来找苏轼求诗及草书。苏轼在凤翔时，还是武功令的王颐（字正父）就与之相厚，还送过苏轼一方“凤咮砚”和一只盛放舍利的龟形铜盒。
面对故旧，苏轼欣然提笔作了首诗赠与王颐，至于草书，苏轼借用了东汉书法家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匆匆不暇草书”的典故，对王颐开玩笑说，我就留一首诗道个别算了，至于草书嘛，成天光写楷书了，我也觉得真是没时间来写。
熙宁二年（1069）四月，朝廷下诏要求商议学校贡举之法，命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等臣僚一个月内要把商议的结果汇总后报告朝廷。
这大概是王安石的手笔，其目的是要着意变更贡举之法，即今后考试不再考诗赋和明经诸科，考进士就以经义和论策为主。
作为政治任务，五月间，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身份写了一篇状文，向朝廷上奏了自己的看法：
苏轼认为，获得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的才能。而了解人的才能的方法，在于考察人的实际办事效果。贡举制度已经实行了百年，有人主张实行策论考试而罢去诗赋项目，从语言的文辞来说，策论有用诗赋无用，而从国家的政事来说，诗赋和策论则是均为用处的。
那些个进士日夜研习儒家经传，兼修子书、史书，可以说是博览群书、融会贯通了，但一旦从政，这些东西又能用得上多少？等等。
当代着名作家余华好像说过：你仔细想想,哪次滔滔不绝后带来的不是悔恨!
所以说，擅长“直抒胸臆”的苏轼在上奏之后，所能做的就只能是战战兢兢，“伏候敕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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