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论蔡襄者必先提到他所建造的万安桥（洛阳桥），它是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古万安渡，就在福建泉州与惠安县交界处，洛阳江与泉州湾在此汇流，南北两岸相隔五里。
同时，蔡襄又是我国第一个品茶专家（陈椽《茶业通史》）。他不仅精于评茶，也善于制茶，宋代贡品中的上品小龙团（龙凤团茶），据说就是他所创制的。
蔡襄着有《茶录》一书，分《茶论》和《器论》两篇，兼论烹茶之法，成了对陆羽《茶经》和丁渭《茶图》不可或缺的完美补充。
蔡襄还是着名的植物学家。他的《荔枝谱》、《茶录》是当时权威性的植物学和有关茶的专着，是他留给后人有价值的学术遗产。
而我们的吕希彦同志虽然酷爱藏墨但不善书法，就常常把精心研好的墨汁少喝一小口。蔡君谟是嘴上不行，代之以眼，而吕希彦却是眼力不行，代之以嘴。
这也许就是苏轼的朋友吕希彦被称为“墨颠”的最详尽的解读了！
苏轼的朋友吕希彦从京师去孟州当二把手前脚刚走，就又有一位进京当二把手的老朋友胡允文前来。
胡允文（字执中），前文中我们多次提及过，他是跟随过父亲苏老泉的蜀中士子，又是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下面的一个县令朋友。此次前来京师，是要到中书省担任掾属（二把手）的。
掾（音院）属，汉代自三公至郡县，都有掾属。人员由主官自选，不由朝廷任命。 隋统一以后，才改由吏部任免。
也就是说，“掾属”这一职务，在隋朝之前还是不在编人员，地位的尴尬程度可想而知。
杨济甫这个人，我们在前文也曾提及过。老杨是苏轼离开家乡前，嘱其为苏家看护祖坟的一位同乡好友，更是苏轼一生中较为重要的布衣之交。
此时，苏轼收到老杨自家乡寄来的两三封书信。从信中，苏轼知道了家乡的一些近况，同时也知道老杨的身体健康，全家平安，家乡的消息使得苏轼的心里多少有了一些慰藉。
这时，苏辙被调到了贡院（会试的考场,即开科取士的地方）上班，苏轼当推官也是权宜之计，等一个月后正式的官员来赴任后，苏轼仍要回到翰林院报到。
如今，苏轼租住（看来，宋代都时兴租房住了）在宜秋门附近一个高柳古槐林立的偏僻居所。长期的客居京师，苏轼的生活变得捉襟见肘，时常囊中羞涩。
在给老乡杨济甫的回信中，苏轼对老杨吐槽说，我在京师如今极其无聊，能收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只是你收到我的这封回信，可能要到两个月以后了，因为目前邮寄到乡间的书信，一般都得在路上走五六十天之久。
所以，你收到信时不要怪罪我，不是我有所怠慢。我目前生活困顿、精神疲惫，惟有天天盼着朝廷开恩，将我从京城外放到地方上去出任个一官半职。（历史总是很相似，这也类似于今天的管理人员从集团公司到下属企业任实职。）
困顿无聊的日子里，苏轼又结交了几位新朋友 ，有后来曾提点梓州路刑狱和出任过越州知州的穆珣（字东美）。
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省三台县，也就是说此人后来在苏轼的家乡蜀地做过官。所以，苏轼在日后的一首诗中夸赞他是“旧政犹传蜀父老，先声已振越溪山”（《送穆越州》），还夸他是“四朝耆旧”。
除了老穆，苏轼还与大堂兄苏不欺的小舅子蒲宗孟成了同事。
阆州新井（今四川省南部县大桥镇新井村）人小蒲，如今任馆阁校勘、检正中书户房兼修条例。这一官职名字够长、够唬人的，但其实和苏轼一样，都是干一些与文字打交道的枯燥工作。
同样是在宫廷任集贤校理、编修观文殿御览、同知礼院的河北大名人李清臣（字邦直），也与苏轼时常交往。
有一天，这位小李就像现在的失意之人一样，竟对苏轼自嘲到：
三国时的周公瑾二十四岁就已是经略中原了，而老夫我今年已经都四十了，还只知道吃好喝好睡好，无所事事饱食终日。我就纳了闷了，人与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呀？（有点搞笑小品演员范伟的口气）。
闲暇时，苏轼还常与另一位同事——河北赵县人宋敏求（字次道）在一起论诗。
宋敏求（时为馆阁校勘官，加集贤校理，任编修官，后来成为了文学家、史地学家、藏书家，在学问上也是一位“有两把刷子”的人。
只是在苏轼的学问面前，这位敏求老哥（大苏轼十八岁）也只能是相形见绌。
比如，苏轼就能感知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中，是陶渊明在采菊之时，抬头间偶然看见了南山，这种不经意间的举动，达到了境界与情意交融的效果，所以就很奇妙。一旦像有些书中私自改为“望南山”了，就失去了这么好的意境。
有一次，当苏轼又在夸赞杜甫“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训”的诗句之美时，敏求老哥接茬道，白鸥不会潜水，怎么能够出没于浩荡的烟波之间，所以说杜甫当初的诗句应为“白鸥波浩荡”（老宋所谓意思是，白鸥只能是浮在水面上随波荡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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