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朝却有个叫李定的官员，是个与朱寿昌精神背道而驰的存在。
朱寿昌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母亲，不惜放弃做官也要寻到母亲。朱寿昌寻找到母亲之后，受到同时期大文豪苏轼的歌颂，苏轼的这首诗，却让不孝子李定如芒在刺。
后来，“乌台诗案”中陈定将苏轼告发，与此也许不无关系。
这个不孝子李定，还是王安石的学生。要说李定这个人一生也没有太大的过错，甚至还可以说他是一位清官，但是李定就只因这件事被人诟病，那就是闻庶母仇氏亡故时，作为儿子的李定却“匿不为服”。
李定的不孝与朱寿昌的大孝形成鲜明对比，苏轼写诗赞美朱寿昌的孝行，在李定眼中就是在讽刺他的不孝。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后来乌台诗案案发，在御史台任职的李定，在上表神宗苏轼的罪状时，以诽谤朝政的罪名，让苏轼差点命丧黄泉。
那时候，李定在王安石面前是个红人。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年时曾求学于王安石。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定远尉、秀州判官。
熙宁二年（1069），经孙觉推荐，李定被召到京师，谒见谏官李常。
李常问：你从南方来，那里的人们对青苗法看法怎样？
李定答道：百姓从中获益匪浅，没有不喜欢的。
李常道：整个朝廷都正为此事争论不休，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说。
李定遂将此事告诉了王安石，并说，我只知道据实情而言，没想到在京师却行不通。王安石听后非常高兴，对他说，小李，你且等皇上召见的时候，便将整个实情都禀告给皇上。
事不宜迟，王安石马上向皇上举荐了李定。
等到了宋神宗召见李定时，询问有关青苗法的事，李定据“实”而言，对答如流。从此后，对于那些说不便于实行新法的话，神宗都一概不听了。
李定虽然获得了神宗皇帝及王安石的器重，但他身上却有一个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污点，至少是在当时的年代里。 事情的根源是，李定不久前在做泾县主簿时，听说庶母仇氏死了，却将此事隐瞒而不回家服丧。
皇上下诏给江东、淮、浙转运使询问情况，转运使上奏说，李定曾因其父年老，要求归家侍养，没有说是为其生母服丧。
当时，李定为自己辩解说，他确实不知道自己是仇氏生的，所以非常疑惑，不敢服丧，而只是以侍养父亲为由解官回乡。曾公亮认为李定应当重新为母服丧，王安石也极力主张这样做，于是改任李定为崇文殿说书。
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宜让不孝之人居于劝讲之位，而且一并弹劾王安石，要求罢免这两个狼狈为奸的歹人。李定自己也感到很不安，请求解除官职，于是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大概叙述完了李定同志的“光辉”历史，主要是想引出苏轼写给朱寿昌的贺诗。
此时朱寿昌侍母刘氏已于熙宁三年（1070）秋天抵达京师，朝廷上下一众官员前后拥观，前后持续了一个月后，这种热闹劲才平息下去。
当时，很多同僚都有感而发的争相作诗相赠，苏轼的诗作亦是作于此际。
不过，苏轼的诗中有一句“感君离合我心酸，此事今无古或闻”（《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结合当下王荆公力荐李定为台官，李定曾经“不持母服”，台谏给舍（宋朝设立台谏制度） 皆论其不孝，不可大用。
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轼的诗句一出，举朝哗然。
明眼人一看即知道，苏轼诗中冷嘲热讽的对象就是李定这厮。
李定不服母丧以求官，而朱寿昌正好相反，是弃官求母。苏轼此次借朱寿昌（曾出任过河中府通判）及“西河郡守”吴起这两个典故，辛辣地讽刺了李定以及王安石。
正是这一缘故，导致李定对苏轼怀恨在心，后来主谋制造了“乌台诗案”，几乎将苏轼置于死地，那是后话。
我们从现代职场角度而言，苏轼或许属于那种智商高但情商较低的工作人员。对于在自己事业的低谷期，不会隐而不发，还到处招惹是非。但转而又想，若苏轼真成了那样的人，后世的我们还会为之津津乐道吗？
过完年后的二月初一，在王安石的策划之下，朝廷颁发了贡举新制。
当时，王安石在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这些主要是为变法造舆论，他共采取了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这三个具体措施。
王安石废除了旧有的明经诸科，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等考试项目，转而以经义和策论为主要考试内容。
进士科的考试不再依赖诗赋，而是以经义为主。
科举考试分为四场进行：第一场考本经大义十道，第二场考兼经大义十道，第三场考试论一道，第四场考时务策三道。这种改革，使得考试更加注重考生的实际能力和儒家思想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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