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沈括并非一个“书呆子”式的理工男，从乌台诗案的发端可见一斑。
这不，苏轼反对新法的帖子刚递到汴京，不久后，沈括便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地方考察新法的推行工作。路过杭州的时候，沈括还跑到苏轼那里喝茶聊天去了。
其实，他哪里是来找苏轼喝茶叙旧的，他分明是来收集苏轼反对新法的证据的。
可胸无城府的苏轼不知道沈括的来意，他只知道来的是他昔日的同僚，两人多年未见，苏轼热情地招待了沈括。两人喝酒唱诗，谈天说地，好不快活。
沈括走后，苏轼又先后调任密州、徐州知州。在地方任职的八年时间里，他革新除弊，因法便民，做出了不少政绩。
但他每到一处，也宣传了不少新法的弊端，写了很多批评和讽刺新法的诗文。而他的这些举动，早已传到了新党的耳朵里，并被怀恨在心。
话说当年沈括带着苏轼赠送的诗文回京后，马不停蹄地将苏轼诗文里讽刺新法的诗句，誊抄下来上表朝廷，但当时神宗和王安石都暂未采纳。可能是时机不到，直到后来沈括的这些所谓的证据就起了大作用，苏轼也因此差点命丧黄泉。
按理说沈括和苏轼曾为好同事，他为什么要告苏轼的御状呢？虽然没有告赢，但行为多少令人不耻了。
沈括是新法红人，与苏轼是敌对阵营。在宋朝那个党争激烈残酷的大环境下，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告苏轼的小黑状，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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