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认为，自唐太宗时期就开始以重金征集晋人法帖，光二王以下的就有上千轴。这些书法作品中的《兰亭序》被用玉匣盛放陪葬于昭陵，世人再也见不到了，其余的都收藏于皇宫中的秘府内。
到了武则天当政时，那些法帖被她的两个面首张易之、张宗昌兄弟盗出不少。
后来都陆续的流落到民间，后大多都被权贵人士王涯和张廷赏所收藏，所以上面都有着一个“涯”字的印章。
后来王涯倒台了，府上被军士们抢劫。可军士们都只看上了用金玉制成的卷轴，而将书法作品剥下来随手就扔了，李驸马家里的这些晋人帖也许就是被军士们扔掉的书法作品。
这时候，王安石在京师正好着述了一本《字说》，意欲刊行天下，在这方面本就满腹经纶的苏轼当然不会买账。单纯不买账也就罢了，心直口快的苏轼总想时不时地找茬来恶心王安石一下。
其中最为着名的段子就是：
苏轼取笑王安石的《字说》道，如果以竹鞭马为“笃”，那么，以竹鞭犬，有何可笑？
还有，王安石曾说过的话，“鸠”字从九从鸟，自己也算是找到了证据。苏轼戏谑道，《诗经》中说，鸤鸠在桑，其子七也。若是加上他们的爹娘，正好是王荆公所说的九个。
也有说苏轼因为不满 《字说》 贻害天下，曾找到王安石当面理论过。
苏轼举例说，拿“犇”和“麤”而言，牛之体壮于鹿，鹿之奔速于牛。但是，三个牛字组合起来却成了奔跑之意，而三个鹿字组合起来怎么就成了粗壮之意呢？
当时的王安石被问得哑口无言，脸红脖子粗的。
因此，有人还脑洞大开地断言：后来的党伐之论，愈来愈烈。以至于苏轼的黄冈之贬，也许不全是因为诗稿里的攻击，似乎还可能与苏轼对王安石《字说》秉持不恭敬的态度有着微妙的关系。
当然这只是一些无谓的猜测，想必王宰相的心眼儿还不至于这么小！
苏轼要离开京师了，侄子苏林的寡妻带着两个孩子苏彭与苏寿也同行去了陈州。
陈州，历史悠久，曾被称为陈或宛丘，如今被称为周口市淮阳区。传说是“人祖”伏羲氏即太昊定都和长眠的地方，历来被称为“天下第一皇朝祖圣地”，其原始遗址位于淮阳城东南的平粮台之下。
陈州的历史渊源可来头不小，淮阳区原本是华夏先祖三皇之首伏羲氏太昊的都城，称之为“太昊之虚”。这里有伏羲氏太昊陵；也是春秋时期陈国的都城宛丘。
宛丘，顾名思义，中间低，四周高的土丘；《宛丘》，《诗经·陈风》有一篇同名文章，全诗三章，每章四句。为先秦时代陈地民歌。《诗经?陈风》中展示了陈国都城宛丘女子载歌载舞、热情奔放的生活场景，与郑风脉脉含情、温婉静雅形成鲜明对比。
据《淮阳县志》记载，那里曾有一座俗称粮冢的高大土丘，高达两丈，占地广阔，拥有四座城门，林木茂盛，静卧在城东八里之处。
“平粮台”这一蔡河沿岸的重要古城陈州（今周口淮阳区）在民间可谓是人人皆知，这主要归功于戏剧《包公下陈州》或民间故事《包公放粮》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这一地名源于一段历史故事：
北宋仁宗年间，陈州遭受了连续三年的严重灾害，导致饿殍满目。国舅安乐侯庞昱滥用职权，克扣赈粮，肆意残害百姓。包公得知此事后，前往陈州调查赈灾情况，最终将庞昱绳之以法。
而庞昱先前在赈粮中掺入的沙子，便形成了如今我们所见的“平粮台”。
其实，历史上的真实的“陈州放粮”故事是包拯奉命下到陈州察访，了解了陈州灾情后，回到京城上书仁宗皇帝反映陈州因粮食歉收而农民交不上皇粮的实情。
仁宗帝因此特降诏书，准许陈州百姓根据大麦、小麦的实际市场价格，就近缴税，防止地方官以粮食“折现”（本来朝廷规定一斗小麦价格140文，但市场价小麦一斗才50文，所以折现后相当于三倍赋税）及运输、仓储等名义盘剥灾民。
在当时，陈州一带是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因此蔡河沿岸的陈州是国家和军队的粮食仓储基地。陈州粮仓外城粮仓主要存放粮食，中城粮仓主要存放军需物资，内城粮仓主要存放国家私藏物品。
陈州便利的水运交通成为国家军队进发的主要出发地和军需物资供应基地，也是汴京西南重要战略防御重镇。以“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于世的范仲淹和其子范纯仁，也曾先后出知过陈州。
宋时自京师开封府到陈州，走水路极为便利。
在舟行水上之时，苏轼还不忘作几首小诗以自娱。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苏轼当时的心情还是较为舒畅的，无限的美好生活好像在杭州正向他招手呢。
到了陈州，除了与苏辙一家的欢聚外，苏轼还拜见了恩师张方平，此时的老张正出任陈州的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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