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原先也想对这七方面有所感赋，读了他的书赞叹说：“我可以搁笔了！”（疑为效李太白见崔颢《黄鹤楼》诗之状），苏轼又称赞他的文章写得博雅隽永瑰伟，很有说服力，超过一般人甚远，以后一定会显名于世。
有了大文豪苏轼的加持，世人也就都知道了晁补之这个名字。
在两次上书求见苏轼之后，小晁终于见到了苏轼本人。苏轼也很喜欢这位后生，于是把小晁带在身边把各种知识悉加讲习，以至废寝忘食。
就这样，晁补之日后亦成为了“苏门四学士”之一。
此时，苏轼的次子苏迨已经三岁了，但还不会走路。
苏轼就请来辩才法师在观音前为其落发摩顶，权且为僧，赐名竺僧。果然，没有几天，剃度之后的小苏迨竟然能行走自如了。
只是后来，经朝廷赐恩，授予苏迨承务郎（管理籍帐，侍郎出缺，代其职务）的职位，苏轼于是专门又买了一道度牒，把苏迨赎出了佛门了事。
在这里，苏轼认识了吴僧法芝，此僧俗姓钱，法号昙秀。
杭州的南屏山，为西湖胜景之一。因地处杭城之南，有石壁如屏障，故名“南屏山”。
南屏山绵延横陈于西湖南岸，山高不过百米，山体延伸却长达千余米。山之上怪石林立，翠树环绕。
若逢晴日，满山岚翠在蓝天白云得衬托下秀色可餐，若遇雨雾天，云烟遮遮掩掩，山峦好像翩然起舞，飘渺空灵，若即若离。山巅主峰慧日峰海拔一百多米，山体多峭壁、空穴，石景颇多，尤以北麓的“南屏晚钟”之景最为有名。
当年苏轼路过此地时，作《南屏激水偈》，从哲学的角度解读了水流只有经过激荡才会归于原处而平静下来的佛理。
此时，苏轼还给东阳（今浙江金华市辖县级市）令王槩（音盖）去信，述说了自己在杭州的事务繁多，老乡极少，每每有了空闲，就只能外出寻访观览当地的古迹与景观。
而苏轼对于“东阳”这个自古以来的游览胜地倒很是向往，因为他极为崇拜的刘禹锡就曾在此地留下过“三伏生秋”的诗句。“落在寻常画师手，犹能三伏凛生秋。”（刘禹锡《答东阳于令寒碧图诗》）
在杭期间，有情有义的王诜驸马曾先后赠予苏轼共计官酒十瓶，果子两篓，此举令苏轼感到欣慰。
这一年，陈陆接任了王廷老的两浙提刑，而王廷老转而出任了两浙转运副使。苏轼为国子监博士、太原人王姬作的《凤咮砚铭》就在这熙宁五年（1060）。
此时，苏轼还给堂兄们写信，商量十六侄苏林的遗孀改嫁之事宜，顺便说了近日自己又添了一个男孩，小名取作似叔（即三子苏过），还谈到自己在杭州的窘迫，新法横行、供应不足、盗贼猖獗，使得人们好像都立在火墩上一样。
在与杭州当地僧人们的交往中，有一位维琳方丈，祖籍武康（今湖州市德清县辖镇），俗姓沈。此人由于行事方正又能变通，就是现在所说的既讲原则又不失灵活，文章写的华丽而又清新，故深受通判苏轼的喜爱与信任。
但是，径山祖师却有遗训，后世只能凭资历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做住持。
可苏轼偏偏不信这个邪，他认为为了适应社会实情，那种陈腐迂怪的遗训早就应该被废止了。
于是，苏轼就代表杭州府在众位僧人中将维琳提拔为新任的径山长老。
起初，众人中还有人不喜欢维琳的，可是在维琳日后处事公正的事实面前，都不得不终于信服了。
南屏兴教寺的宝相法师梵臻，和维琳长老一样，也是苏轼所敬重的高僧。
宗本禅师，又称本长老、圆照禅师，也被知州陈襄请进净慈寺做了住持，苏轼还专门以官家的惯例写了《杭州请圆照禅师疏》。
谁知，苏轼与知州陈襄此举，不意竟得罪了一些人。
原本属于瑞光寺的本长老，有人已经去了他那里从中作梗，想让本长老放弃去净慈寺做住持。苏轼只得请老朋友林希从中斡旋，最终才促成了此事。
近段时间，王安石那位有抱负的弟弟——王安国又奉诏甄选秦、楚、蜀三地所晋献的能够入藏馆阁的图书。
在这些备选的图书中，苏轼发现蜀地进献《花蕊夫人诗》写的极为新奇，颇能重振大雅的余韵。
这位花蕊夫人本是五代十国时期知名的女诗人，但由于年代久远，其诗早就被弃之不用了。但是关于花蕊夫人才情与忠诚的传奇故事，却是流传已久：
传说北宋初年的四川，有一位女子，名为花蕊夫人，她不仅容貌倾城，更以才情出众闻名于世。
花蕊夫人原是后蜀主孟昶的宠妃，因她能诗善画，尤其擅长描绘花卉，其作品栩栩如生，仿佛能将四季的芬芳带入画中，故得名“花蕊”。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统一中原后，后蜀被灭，花蕊夫人随宫女一同被俘至开封。
赵匡胤闻其名，欲见其人，便在御花园设宴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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