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六年（1061）七月初三。
立秋日。
眼看天一入秋，地里的庄稼都要被旱死了，可天上却没有一丝要下雨的迹象。
于是，苏轼就按照知府大人的嘱咐，专门写了一篇虔诚的《祷雨天竺观音文》，并带上钱塘县令周邠、仁和县令徐璹到天竺寺祷雨。
说起祷雨这种民间活动，早在我国西汉时期的历史中就有记载，到了苏轼的时代，更是一种连官方也参与其中的所谓祈禳丰收的巫术活动。
我们知道，苏轼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因为早年在凤翔府时就参与过多次的为民祷雨活动。
祷雨结束后，苏轼一行夜宿灵隐寺。
灵隐寺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始建于东晋咸和初年，开山祖师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到这种地方借宿，对于笃信佛学的苏轼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美中不足的是，苏轼这两天身体有恙，但还是在这初秋的季节里，抱病游览了杭州的净慈寺，拜访了圆照禅师宗本。另外还游览了祖塔院，观看了虎跑泉，然后再游览了佛日山净慧寺。
正当苏轼在马不停蹄地游览佛寺之际，朝中官员沈括被朝廷派往杭州视察新法的执行情况，沈括此次的具体受命是要巡察两浙的农田、水利、差役等事。
沈括到了杭州，首先与前老同事苏轼畅叙了旧情，还恭敬有加把苏轼这一时期的新作（主要是诗词）抄录了一份，这也是当时文人间的正常交流活动。
谁知，回到京师后，沈括转而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详细地“注释”理一番，全部交给了皇帝，目的是揭发苏轼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
这是老沈这位大科学家对苏轼的第一次下手，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或说“蝴蝶效应”是：
元丰二年（1079），御史何正臣、李定又上表弹劾苏轼，乌台诗案终于爆发。
次年，苏轼被贬黄州，牵连亲友三十多名，涉及诗词一百多首。
当然，沈括虽不是事件的主谋，但沈括正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我们在这里先不说沈括的劣迹，这时候苏轼还把他当成是前同事，丝毫没有对此人设防，至少此时的沈括，在苏轼心中尚没有值得特别痛恨的地方。
刘敞的弟弟刘邠这几天寄诗及书信来，苏轼得知刘邠泰州通判的三年任期已经结束，近日将会来杭。
对于刘敞（字原父）、刘邠（字贡父）这对亲兄弟，苏轼不仅都与之有着诗词唱和，而且也都是苏轼值得敬仰的士人。
刘敞博学好古，多藏古器奇物，能识古文铭识，并因此考知出三代制度与先儒所说的有不同之处。苏轼后来的喜爱古器物，大概率也是受到了刘敞的影响。
对于风头正盛的王安石，满朝惟有刘敞、刘攽兄弟敢于抑其锋芒，这也是苏轼所看重的地方。刘原父对于苏轼还曾数度提携，做考官时，对于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
刘邠到杭州后，被苏轼邀请去一起泛舟西湖，其时正值张先自湖州回杭，就一起结伴游湖赋诗。
当苏轼一行乘坐的船只到了湖心处时，有一小舟翩然而至，舟中有一妇人容貌甚美。
及见到苏轼，妇人就自述自己自少年时就极为仰慕苏轼的高名，因为尚在闺中而无缘相见。自己今日已经嫁为人妇，闻公游湖，于是就冒昧上前叨扰。
妇人自称善于弹筝，愿献上一曲，想换取苏轼的一首小词以为终身之荣。
苏轼闻听此言，自然是无法相却，于是乃援笔立就，赋以《江城子》与那妇人。
词中有“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之句，既实写水面荷花，又是以出水芙蓉比喻弹筝的美人。
苏轼还在词中自注：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可惜的是，张先之词现已不存。
公务闲暇之时，苏轼还游览了孤山上的柏堂及竹阁。正当他们在有美堂中豪饮之时，正好天降暴雨，雨住后，才与陈襄自有美堂乘月夜归。
八月十五，正是钱塘观潮的最佳之际，苏轼自然是不会错过的。
在安济亭上观潮时，苏轼一连写下五首七绝，前三首均无异样，但到了第四首，有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八月十五看潮五绝》），被变法派指为苏轼借此言弄潮之人贪污官家利物，致使常常有弄潮儿溺水而亡者，所以朝廷就不得不降旨禁止弄潮。
苏轼的话，也被他人理解为指责朝廷好修水利，却不知利少而害多。
在苏轼的心中，吴越王钱镠（音留）是他的偶像，因为吴越王曾经以弓弩射击潮头，与海神恶战，杭州城连年被潮头直打罗刹石，吴越王钱尚父张弓以待潮至，逆潮头而射之，由是潮退。自此以后，潮水便不敢轻易地接近杭州城头。
正当苏轼在安济亭上兴致勃勃地观潮之际，他的老朋友、钱塘县令、周邠的老丈人陈舜俞却独自在垂虹亭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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