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苏轼在常山会猎时，作了豪迈的《江城子》，在苏轼后来给好友鲜于侁（字子骏）的信中，苏轼还自鸣得意，向鲜于侁讲述了让一帮山东大汉咏唱此词颇为壮观的场面。
熙宁八年的九月间，在知密州的苏轼忽见任所里有一枝牡丹悄然开放，他的心禁不住为之惊奇，于是特意置酒会客，共赏名花，并挥笔写下了一首《雨中花慢》。
“高会聊追短景，清商不假馀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态，付与明年。”因为秋风不会宽容牡丹，使之常葆艳丽的姿色。还不如多加珍重，留住尽可能多的春容，以待明年争新斗艳。
苏轼没有陶醉在对秋日牡丹的欣赏之中，凭着他过人的悟性，很快意识到好景不长，意识到自然界的制约因素。
此刻，苏轼的词作功夫已大有长进，但是仍然局限于一种小我之境，较黄州时期的诗词还有较大的差距。
熙宁八年（1075）秋，在密州任上的苏轼已吃了几个月的杞菊野菜，因感叹自己的“厨斋索然”，遂作《后杞菊赋》。
这篇“自嘲”式的散文记述真切，议论风生，颇有谐趣，苏轼此刻不羁心于外物，不戚戚于贫困的博大胸怀和高深修养跃然纸上。早在唐代就有诗人陆龟蒙，曾植杞菊以食而作《杞菊赋》，苏轼此举系效法陆龟蒙而作，为区别前者，故名之《后杞菊赋》。
这篇《后杞菊赋》写就后，苏轼拿给涟水县令盛侨看，盛侨看后又抄给临淮县主簙张耒。张耒看后，被苏轼的文采与精神境界所叹服，遂作《菊赋》来称颂苏轼。张耒是这样形容苏轼的：胶西先生，为世达者。文章行义，遍满天下。出守胶西，曾是不饱。先生不愠，赋以自笑。
此时，金山寺宝觉禅师正好寄书来，苏轼就在回信时，将这篇《后杞菊赋》也一并寄去。
此文虽好，只是后被诬为讥讽朝廷减削公使钱太甚，成为“乌台诗案”罪证之一。
《后杞菊赋》问世后，被后世的历代书家争相所书，苏轼自书的摹本如今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被奉为国宝级的藏品。
就在苏轼移守胶西不满一年之际，上面派赵庾（字成伯）来接替刘庭式出任密州通判。赵庾曾出任过苏轼老家眉州丹棱县的县令，且颇有政绩，极为百姓们称颂。
后来苏轼到了杭州任上时，曾与时任泗州通判的他来往密切，苏轼仰慕赵庾的胸无城府、做事勤勉，谁知如今二人又在密州成了搭班。
此时，他的老朋友刘攽正出任曹州知州，刘攽听到当地伶人都在传唱苏轼的新词时，就作诗相戏，苏轼见到刘攽的来信，就唱和一首回寄。“刺舌君今犹未戒，灸眉我亦更何辞。”（《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这两句被指苏轼借“刺舌以戒言语事”，又引晋人郭舒“狂言而炙其眉”等典，皆是用来讥讽当今朝廷容不下丝毫的耿直之言。
就在苏轼与新来的通判赵庾就新的合作关系进行交流之际，邸报上消息传来，自己的同年章惇（字子厚）自朝中的权三司出知湖州。
关于章惇这个人，在苏轼一生中曾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人早年举进士甲科，能言善辩又善于迎合，很得王安石的欢心，遂被调至侍从三司使。
有一次，神宗曾当着章惇的面赞誉张方平，下朝后，章惇就这件事跑到吕惠卿处告诉了吕惠卿。此事被御史蔡承僖知晓，弹劾章惇云：朝登陛下之门，暮入惠卿之室。于是，神宗与王安石均开始厌恶起章惇，将其贬谪到陈州。后又被中丞邓绾揭其为人轻佻淫秽，遂自权三司使出知湖州。
章惇这个人虽然是个官二代，但出身极其卑微。其父章俞，年少之时风流不羁，其岳母年少而寡，章俞竟与岳母杨氏私通生的章惇。当时杨氏生子后，用一个盒子贮满水，默不作声地将孩子遣人送还给章俞。这是章惇身上的一大污点，也是最忌讳为人道及之事。
此次章惇出知湖州，在苏轼的和诗中，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其一》）句，据说章惇收到和诗后，认为苏轼是在讥笑自己的身世，由是怨之。
不过后来，当苏轼深陷台狱与被贬黄州之际，章惇还设法解救和劝解。
另外，当苏轼从海南遇赦北归之时，听说了曾位居宰相的章惇被贬谪到雷州（今属广东湛江）时，还为之惊叹弥日。
因此上说，苏轼与章惇这一对老同学的关系，可谓是与当时的政治紧密相连，政治之外，二人也是可以坐而论道的。
十月十三，“手实法”这种扰民太甚、华而不实的荒唐之术宣告废止。当天，苏轼又听说自己的世交兼老朋友苏颂将要高升至朝中的秘书监。
秘书监官秩为从三品，大致与宰相（正三品）并列，为天下文人的精神象征。专掌国家藏书与编校工作，兼修史书，相当于明清两代的“翰林院”，主官便是秘书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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