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九年（1076）。
七月初五。
“何处觅新秋？萧然北台上。”（《七月五日二首·其一》）苏轼在炎夏的溽热中又登上了自己亲手建造的超然台，并赋诗五言排律两首，密州通判赵庾亦把这两首诗唱和了三遍。
老赵这一举动不知是性情使然，还是要拍知州大人的马屁，我们不得而知。
正当密州的一二把手在超然台上意犹未尽地唱和之际，王介（字中甫）病逝，苏轼连忙作了挽词。
王介最初以太学生任福昌主簿，仁宗嘉佑六年应试直言极谏科，苏轼入三等，王介四等，二人是老相识。后历任秘书丞、静海知县、秘阁校理，再迁开封试官主判（与刘攽同为开封试官主判），还出知过湖州。
王介曾与王安石是挚友，交往较为密切。
熙宁初，王安石被召授参知政事，因王安石数召不起，遂作“草庐三顾动幽蛰，蕙帐一空生晓寒”之诗讽刺王安石，成语“草庐三顾”典故即来自此。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拜相，实行新法，深受神宗称赞。
王介因不满新法，上疏谏神宗“愿陛下师心勿师人”，王安石获悉后对其更加戒备，因此一度被罢官，闲居判鼓院。
后王介出知湖州，上任时王安石特地为其送行，并吟诗道：“东吴太守美如何，柳恽诗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马，白苹洲渚正沧波。”王介当即和诗十首，盛气朗诵，其中一首是：“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鮀。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作阎罗。”
王安石听后笑道：“阎罗见缺，请速赴任。”
王介晚年无心仕途，嗜书成癖，不问政事。总体来说，老王也是与王安石不和的反对新法之人，故与苏轼也算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他时京口寻遗迹，宿草尤应有泪痕。”（《同年王中甫挽词》），所以苏轼的挽词是那样的饱含深情，王中甫死后葬于润州。
润州即今天的江苏镇江市，古时被称为京口、润州。
送走了王中甫，苏轼向朝廷申请的敕封常山神的请求获批，一直都极为灵验的常山神被封为润民侯。兢兢业业地庇护一方百姓的山神，其功劳终于被朝廷承认，封侯也使得他实至名归。
这年八月十五，苏轼又与客饮于超然台上，看到五年前老朋友孔周翰题于超然台上的诗正被客人所诵读，又听说老孔已向朝廷乞求苏轼卸任后出守密州，情不自禁地唱和了两首。
唱和两首之后，仍是意犹未尽，抬头望见中秋的圆月。在酒精的刺激之下，又想起了几年都未曾谋面的弟弟苏辙，就这样，一首《水调歌头》横空出世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虽然这首词是在超然台上写就，但词里词外流露出作者的心情却一点也不超然。虽然全词描述的都是景象，但景象透出的却是作者极想入世求用，虽暂时受挫、却越挫越勇的内心独白。
此时的苏轼，依然还是渴望求用，但与《江城子·密州出猎》相比，心情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
较之《密州出猎》时，少了些盲从，多了些理智；少了些随性，多了些谨慎。经历了太多希望、失望的交替折磨后，现在的苏轼，既不是初任凤翔通判时的懵懵懂懂，也不是初知密州时的怨怨艾艾，其政治素养已到了相当的程度，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为自己留足了退路。
该词的小注里写得很清楚，是在中秋之夜酩酊大醉后的胡言乱语，而且是思念弟弟苏辙的连篇醉话。不管是谁，总不至于和一个醉汉过不去吧？毕竟，当时的政治形势依然不明朗，“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而且随着新政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权力争斗也越来越激烈，苏轼既有“我欲乘风归去”宏图大展的渴望，同时“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深怕再次陷入党争的漩涡。
是进是退？是上报君恩还是退隐山林？苏轼一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九月初九，苏轼的搭档，密州通判赵庾的老母亲要过寿，作为上司兼文坛高手，苏轼自然是要露一手的，于是作了致语口号，就是类似现代人在赵母的寿诞上讲话稿。
参加完赵母的寿诞，回到府衙，见晁说之的老爹晁端彦寄来了诗，苏轼作了唱和后回寄。此时的老晁尚在润州，不曾想，几个月后的他，却因为违规赴杭州约会娼妓而被追官。
过了几天，朝廷下达了诏命，苏轼被移知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又得知，乔叙被改为知施州。
调动工作的诏命下达后，苏轼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做一些扫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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