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世时十分仰慕王禹偁，在滁州时曾瞻仰其画像，还为其作《书王元之画像侧》。苏轼在路过苏州虎丘寺时，也瞻仰过王禹偁的画像。
巧合的是，王禹偁也曾被贬到过黄州，在黄州期间曾新建小竹楼，并为之作记。后来苏轼被贬黄州，在黄州建房子时，方遇大雪，故取名“雪堂”，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雅趣。
今天要说的是，王禹偁有个曾孙名叫王汾，正在兖州任知州。当王汾将先祖王禹偁的碑铭出示给苏轼看时，苏轼联想到恩师与自己对于王公的景仰之情，于是就作了《王元之画像赞并叙》，寄希望王汾能将此文附于家传之中。
苏轼又给大表哥文与可写信，听说大表哥已向朝廷申请到浙郡为官，不知道朝廷是否恩准。
苏轼想说的是，自己也与表哥一前一后向朝廷递上过奏章，想讨一宣城或明州（今浙江宁波）的地方差事，如果都获得恩准，那么，到时候就可以与表哥连船南下了。
七月十五，苏轼郑重地为家乡眉州作文，以歌颂他们的好州守黎錞（字希声）。
眉州太守黎錞，重农桑，减税赋，公平正直，“知州事，仁明不苛”，从而深受眉州百姓拥戴。宋朝的官制，是“三年一磨勘”，即三年期满就要调离。这样的好太守要离开眉山，眉山百姓不干了，万人空巷要留下黎太守。此事报到朝廷，朝廷派人调查后，破例让黎錞又做了三年知州。
苏轼总结，自己的家乡眉州接近古风的好习俗共有三处：
一是当地的士大夫都很看重学习经术并重视宗族亲戚，二是那里的民众普遍尊重官府而惧怕犯法，三是农忙时节农夫们都能很好地互相帮助。那里的百姓对待州守和县令，都会按照古代君臣的关系一样，在官吏离任之后，为他们画像并时时敬奉。
留任后，黎太守更是善待子民，常常与民同乐，眉州的民众更加地信赖他。
其时，眉州官衙后门有一湖，叫环湖。黎太守公务之余，常在湖边游玩。有一天，黎太守突然觉得，如果在这湖边修一座楼台，既为环湖添了一景，又为百姓登临提供了方便，岂不是一举两得。
于是，黎太守拿出自己的积蓄，又号召军民士绅捐助，很快筹齐了建楼的银两。不久，一座二楼三层挑檐的精致木楼就矗立在了环湖边。
楼是修好了，可是取什么名字，请谁来题记呢？黎太守颇费思量，想来想去，他想到苏轼。原来，黎錞与苏轼的父亲苏洵曾是好朋友，年轻时常在一起游玩，吟诗作赋，探讨古今的成败之理。
苏轼虽是晚辈，却与黎錞同朝为官，有忘年之谊。苏轼名满天下，又是眉州人，请他题名作记再合适不过了。黎太守当即修书一封，差人送往当时的徐州。
谁知一等再等，竟无片言只语寄回。原来苏轼正带领徐州军民抗洪赈灾，直到第二年开春，苏轼才将亲笔书写的楼名和《眉州远景楼记》派人送回了眉州。
处理完了家乡的事情，时任滕县（今山东枣庄所辖县级市）知县的王安石同母三弟王安上也向苏轼求作记文。
原来，滕县知县原由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担任，想当年，各地官署的厅堂都但求简陋，人们很忌讳谈论大兴土木之事。以至于即使房屋年深日久、倾斜腐朽，也要装模作样地一任一任地传下去。
而范县令却不避俗事，力排众议地将滕县县衙翻修了一新，新建的公堂及役卒的住舍共一百一十六间，唯独他自己的住所没有翻修。
滕县县衙翻修之后不久，范纯粹将离任，由王安上接任。范县令临走前，亲自交代了王安上要将此次县衙的翻修之事刻碑立石。
也许是自己的四哥王安国的引荐，于是王安上就找到了苏轼。因为在王家兄弟中，数王安国与苏轼最为投缘，也交往最深。
接手这个差事后，苏轼觉得，自古以来的“奉己防嫌”这种事就是个伪命题。
在苏轼所作的《滕县公堂记》中，他举例了东汉后期有个叫效命于曹操的徐奕（字季才），此人为人忠直、表里如一。
由于当时盛行廉洁之风，士大夫们都争相降低自己车马的规格以博取名声，而徐奕却一如既往，所以天下人都认为他过于奢侈。后来，世俗之风日渐奢靡，而徐奕还是以前的样子，天下人又开始认为他太过吝啬。
苏轼的意思是，这位徐公的做派才是真正的品行如一，因其“不改其常”，故天下以为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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