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事得从1999年说起。在南高这学校里，有个住校生叫龙乐。
有天凌晨三点，龙乐睡得正香呢，突然被宿舍窗外的广播声给吵醒了。他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爬起来，就听见那老旧的喇叭里飘出《送别》的旋律。这不是原唱，是口琴吹的，那声音带着股子说不出的凄凉，就跟生锈了似的。紧接着，一个机械般的女声响起：“送给高三（2）班全体同学，1999年6月8日。”
嘿，龙乐这睡意一下子就没了。为啥呢？原来上周他查学校旧档案的时候，发现1999届高三（2）班的毕业照是空的，学籍表上也没任何毕业记录。他去问宿管阿姨，那阿姨就直摇头，说：“别问了，那班没人毕业。”
龙乐一听，心里好奇得很，赶紧套上外套就往广播站跑。楼道里的声控灯忽明忽暗的，他踩着自己的影子，那广播里的口琴声越来越响，就像有人贴着他耳朵吹似的。
到了广播站，门居然没锁。龙乐一推开门，好家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就一台老式磁带机在那儿转，磁带壳上还写着“1999.6.8”。他伸手想去关，指尖刚碰到机器，突然就传来一声轻笑，是个女生的声音，从他身后飘过来：“哥哥，我们还没毕业呢。”
龙乐猛地一转身，这时候窗外的月光正好照进来，他就看见墙上旧海报里，高三（2）班的合影上，所有学生的脸都模糊了，就像被橡皮擦过一样。
第二天早自习，龙乐就堵在宿管阿姨的传达室门口。这宿管阿姨叫周秀芬，头发全白了，平时就爱坐在门口织毛衣。龙乐一问“1999年高三（2）班”，她手里的毛线团“啪”地就掉地上了，脸色比墙皮还白，说：“小娃，别问这个。”
龙乐压低声音说：“阿姨，我昨晚听见广播了。那班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周秀芬抬头看了眼教学楼的方向，叹了口气说：“1999年6月8号晚上，高三（2）班在教室补课，突然起火了。火是从后墙的插座烧起来的，学生们喊救命，可教室门被锁了……”
龙乐赶紧问：“谁锁的？”
周秀芬声音都发抖了，说：“班主任李建国。他说‘不做完这套题不许走’，结果……”她捂住嘴，眼泪都掉下来了，“二十三个学生，全没了。学校说他们用热得快，把责任推给学生，连葬礼都没办。”
龙乐听了，心里那叫一个难受。他泡了一整天市图书馆，终于在1999年的旧报纸堆里找到线索。6月9日的《南都市报》边角有篇短文，说“南高高三（2）班教室起火，疑似学生违规使用电器，无人员伤亡”。可下面的读者来信栏里，有一封没署名的信，信里说：“我是南高的清洁工，那天晚上我看见李建国锁了教室门，学生们拍门喊‘老师，开门’，他站在走廊里抽烟，像没听见一样。”这信还被用红笔圈了，旁边写着“不予刊登”。
龙乐盯着那行小字，手指都发凉了，他知道学校果然隐瞒了真相。他想起昨晚广播里的“1999.6.8”，想起周秀芬说的“二十三个学生”，一下子就明白：那些没毕业的学生，是被永远困在那天晚上了。
龙乐又找到当年的清洁工王福贵，这老人住在城郊的破院子里，腿还有残疾，是当年救火时被砸的。
王福贵摸着腿上的疤说：“我那天晚上在教学楼后面扫落叶，听见高三（2）班的叫声。我跑过去，看见李建国站在教室门口，手里拿着钥匙，脸比鬼还白。我喊‘快开门’，他摇摇头，说‘校长说，要是让学生出去，补课的事就暴露了’。”
龙乐赶紧问：“后来呢？”
王福贵抹了把眼泪说：“后来火越烧越大，学生们的叫声越来越小……我砸破窗户，想拉里面的学生出来，可火太大，我只抓住一只手——是个女生的，指甲盖都烧黑了，她喊‘叔叔，救我’，可我没拉住……”
周六晚上，龙乐偷偷溜进南高旧教学楼。高三（2）班的教室现在改成仓库了，门是锁着的，不过龙乐用铁丝给撬开了。里面堆着旧课桌，那灰尘呛得他直咳嗽。他打开手机手电筒，突然看见课桌上有个笔记本，封皮都烧了一半，里面写着：“1999年6月8日，晴。班主任说，不做完这套题不许走。灯一直在闪，我怕。妈妈，我想回家。”那字迹歪歪扭扭的，最后几个字还被眼泪晕开了。
龙乐正翻着，突然就听见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声音，“唰唰唰”的，就像有人在写作业。他一抬头，看见黑板上慢慢出现一行字：“我们还没毕业。”
这时候，手电筒突然灭了。龙乐就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是个女生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哥哥，帮我们告诉老师，我们做完题了。”
周一早上，龙乐看见李建国，现在他是南高的教导主任，正站在旧教学楼门口。他穿着西装，头发梳得油亮，可眼角那皱纹深得很。龙乐就跟着他，到了晚上十点多，看见李建国溜进旧教室，从包里拿出纸钱，跪在地上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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