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大军在绛郡经过一番休整，士气如虹，继续往东南方向前行，行至龙门，李渊命大军扎下营寨，与麾下诸位将领齐聚一堂，共同商讨下一阶段的战略。
龙门，这座黄河之上的重要渡口和关隘，坐落于山西省河津市西北与陕西韩城交界处的黄河峡谷出口。现今前去龙门，依然能感受到其地势的险峻与壮美。两面巍峨的大山如同天堑一般，将汹涌澎湃的黄河紧紧夹在中间。河水在狭窄的河道中奔腾咆哮，仿佛要破“门”而出，黄涛滚滚，势不可挡，一泻千里。
值得一提的是，龙门还是“鲤鱼跳龙门”这一典故的发源地，寓意着不屈不挠、逆流而上的奋斗精神。相传，在上古时期，大禹治水时便凿开了龙门，使其成为黄河的重要咽喉。自古以来，龙门便是晋、陕两地的交通要道，亦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回溯历史长河，龙门在无数次的军事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见证了太多的英勇与智慧，承载了太多的荣耀与沧桑。如今，我们深入探究龙门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丰富的历史背景以及深刻的文化意义，方能更加透彻地领略这一战争时期极具战略意义的地标。
就在此时，刘文静与突厥将领康鞘利率领着五百名突厥士兵和两千匹战马风尘仆仆地抵达了军营。
原来，在攻占霍邑之前，刘文静受到李渊的委托再次出使突厥。此次出使，他一方面是为了催促突厥可汗提供支援，另一方面是暗中探查刘武周与突厥结盟的相关事宜。
刘文静凭借出色的外交才能，再次巩固了与突厥盟友的关系，探得刘武周与突厥族的结盟实则是泛泛之交的利益关系，他们并不是十分靠谱的朋友，暂时不会对李渊义军后方造成威胁，便催促突厥可汗尽快发兵，于是成功带回了突厥的支援力量。
李渊看到刘文静回来，喜出望外，对他慰劳有加，并称赞道：“你所带回的突厥队伍，兵少马多，正合我意，你可真是千里迢迢，不辞劳苦，不辱使命啊！”
李渊所谓的“兵少马多，正合我意”，其考虑的是突厥骑兵战斗力虽强，但人数不必过多，这样融入己方军队后才能易于管控，不会对整体布局构成威胁。
而刘文静此刻带回的两千匹战马，对唐军而言却是价值连城。在古代战争中，马匹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尤其对于李渊麾下的义军骑兵部队而言，犹如久旱逢甘霖，正是发展壮大的关键，能够极大地增强唐军的机动能力和战斗力。
李渊现场奖赏了刘文静带回支援之功，刘文静拜谢后，退下交接安置突厥兵马去了。
刘文静退去后，李渊与众将官继续研究行军计划。此时兵卒来报，说是汾阳人薛大鼎在营外前来求见。
薛大鼎（出生不详—654年），字重臣，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人，唐初着名廉吏。薛大鼎出身官宦世家，其父薛粹为隋朝介州长史。隋文帝杨坚死后，汉王杨谅起兵反叛，薛粹因参与叛乱被杀，薛大鼎因年幼免死，流放辰州。唐朝建立后，薛大鼎历任山南东道副大使、鸿胪少卿、沧州刺史等职，政绩卓着，尤其在沧州任内，修渠治水，发展农业，深受百姓爱戴。
薛大鼎一生清廉，勤政为民，其政绩卓着，深受百姓爱戴。他与冀州刺史郑穗本、瀛洲刺史贾敦颐并称为唐代三大“铛脚刺史”，在河北地区享有极高的声誉。
李渊听过此人名号，速命人将薛大鼎领入帅帐。
简单寒暄过后，薛大鼎说明来意，一是想要投靠李渊义军，奉献微薄之力；二来是有一计献上，不知能否助义军一臂之力。
这位汾阳的谋士，目光中透着一种沉稳与睿智。他恭敬地向李渊进言道：“大将军，依在下愚见，莫要攻打河东。河东地势险要，城防坚固，若强攻必定会损耗诸多兵力。您且看那黄河，龙门之地虽险，却也是可乘之机。我军若直接从龙门直济黄河，此乃出其不意之举。”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蘸了蘸茶水，在桌上简单地画出地形，“到了对岸，便是永丰仓。那永丰仓乃是粮食储备的关键之地，囤积着大量的粮草。我军一旦占据，粮草无忧。此时再传檄远近，关中各地的隋朝守军知晓我军兵锋所指且粮草充足，必定人心惶惶。他们或为保命，或为顺应大势，纷纷归降于主公，那关中之地，不战而可坐取啊。”
薛大鼎的建议从战略意义上来说，是极为大胆且富有前瞻性的。他跳出了常规的军事部署思维，没有将眼光局限于一块一块地攻城略地。河东虽重要，但在他的计划里却成为了一个可以绕过的障碍。通过直取粮食储备地永丰仓，从根本上瓦解关中守军的抵抗意志，这等于在敌人的阵营内部制造了一场无形的“粮荒恐慌”，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成果。而直接发布檄文的做法更是基于对隋军人心向背的把握，在军事威慑的同时辅以政治宣传，欲速战速决地打开通往关中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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