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处理的课题。王琴说，有一些创伤严重的孩子会直接影响社会生活，她们不敢一个人待着、不敢一个人出门，一定要父母陪在身边，也不再能适应学校的生活。黄燕提到，保障基础生活是被害人救助的初级目标，个人的内在成长则是更为高级的服务目标。
孩子们也能发展出自己的应对方式。黄燕曾遇见过一个“抗逆力”很强的女孩。15岁女孩佳月，因为网络交友线下见面时被侵害，自己报了警。黄燕在一站式取证中心见到佳月时，能察觉出她的难过，同时也感到她身上有着“积极”的另一面。
但立案调查之后，举证却很艰难。案发地点没有监控，嫌疑人也不承认，由于证据存疑，案子最终没能推进到庭审环节。
随后佳月确诊了抑郁症，并休学一年，其间黄燕持续在跟踪。佳月告诉她，“那件事发生得很突然，父母没有教过，学校也没有教过。”佳月还告诉黄燕，她想要上高中，如果一直沉浸在伤痛中，对自己是不利的。
黄燕感受到了佳月改变的意愿，为她联系了心理医生等资源。直到佳月复学后，她告诉黄燕，老师和同学们对她此前的抑郁症都有不好的评价，但她觉得那是别人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黄燕惊喜地在佳月身上看到了反击能力和不断向好的迹象。
这要求社工服务的时间足够长。而长期服务直接指向的问题是，资金从哪里来？
社工机构属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尽管能得到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但依然需要一定的基本运营费用，例如场地租金、人员雇用、差旅费等等。另外，目前司法社工的资金支持更聚焦于司法流程之内，但在实际情况中，被害未成年人的服务往往会持续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案件审理结束后的干预，同样重要。
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院执行院长席小华曾把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的主体分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个维度。前者由政府组织、司法机构、学校等提供支持，后者来自家庭成员、亲属、非亲属关系人以及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相关社区、社会工作组织等提供的支持。
在正式支持中，封雪从工作中感受到，未检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已经展开。
2018年，共青团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签署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的合作协议，由共青团培育、扶持青少年社工服务机构，协助检察机关组建合适的成年人队伍、开展诉前社会调查、建设未成年人观护基地，促进专业化办案和社会化服务有机衔接，成为共青团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
慈善机构则是非正式支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6月，爱佑慈善基金会联合全国各地12家在司法社工领域从事未成年人专业服务的社工机构，共同发起“云开计划——未成年被害人社工服务联合行动”。这项计划是由基金会出资资助社工机构接到的个案委托，项目也面向公众筹款，还会开展社工培训等活动。张南南、王琴等人所在的机构都是云开计划的参与机构。张南南提到，云开计划的宽容度相对较高，根据个案的服务项目和时长进行拨款，能够有效地拓宽社工工作的范围。
结案后，张南南还是会定期问问小梦最近的状态。小梦明白张南南的担心，她的朋友圈从来对她开放，偶尔路过社工机构时，小梦也会留言打招呼。
如今，张南南觉得小梦渐渐找到了生活的掌控感。她会定期去夜市摆摊，赚点零用钱，偶尔还会去宠物店帮忙。
今年年初，伤害小梦的嫌疑人都得到法律的制裁。小梦得知后给张南南发消息，“身后有你们，让我给足了自己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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