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自幼便被灌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仿佛生活是一场遵循绝对公平原则的审判，善良之人理应一生顺遂，作恶之徒终将坠入痛苦的深渊。这一简单而美好的因果逻辑，为我们构建起最初的道德认知框架，给予人们行为准则和心灵慰藉。
然而，当我们真正踏入现实世界，却惊觉这一信念在残酷的真相面前开始动摇。
“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在现实生活里，善良的普通人往往承受着更多的苦难。
就拿职场来说，一些兢兢业业、与人为善的员工，每天早早到岗，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主动承担额外工作，还时常帮助同事解决问题。可他们却可能因为不擅长阿谀奉承，错过晋升机会；甚至在公司效益不佳时，成为首批被裁员的对象。
反观那些善于钻营、溜须拍马的人，却能凭借不正当手段赢得领导欢心，轻松获得高薪职位与丰厚福利 ，平步青云。
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职场评价体系的不完善。很多企业在晋升考核中，未能将员工的真实能力与工作成果放在首位，而是过度注重人际关系和表面功夫，使得老实肯干的人被埋没，钻营者有机可乘 。
在那座城市的边缘，有一个破旧的城中村，里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低矮的房屋。老周一家就住在这里，他是一位蹬三轮车的车夫，为人老实巴交，从不跟乘客多要一分钱，哪怕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主动帮忙搬东西。
妻子则在附近的小餐馆里洗碗打杂，虽然工作辛苦，收入微薄，但两人本本分分，待人真诚。
傍晚，老周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一进门就瘫坐在那张破旧的椅子上。妻子从厨房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块破旧的毛巾，心疼地说：“他爸，今天又跑了一天吧，累坏了吧？”
老周苦笑着摇摇头：“累倒是小事，就是今天又被那几个混混找茬了，他们说以后每天都得交‘保护费’，不然就别想在这一片拉活儿。”
妻子一听，眼眶红了：“咱们本来就挣得少，哪还有钱给他们啊！这日子可怎么过？”
老周无奈地叹了口气：“我能不知道吗？可咱能怎么办？报警吧，又怕他们报复得更厉害。”
然而，他们平静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城中村里来了一伙收“保护费”的混混，挨家挨户索要钱财。老周一家本就勉强维持生计，哪里有多余的钱交这笔无理的费用。
可混混们根本不管这些，三天两头上门骚扰，甚至还砸坏了老周的三轮车。老周想去报警，却又害怕遭到更凶狠的报复，只能忍气吞声。
此后，生活愈发艰难，为了修好三轮车，老周借了钱，每天拼命拉客还债，身体也累垮了，可收入却越来越少，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差。
老周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会治理的末梢，一些弱势群体在面对黑恶势力时，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常常孤立无援，无力反抗 。
执法力量覆盖的不足和举报渠道的不畅，让这些作恶者愈发猖獗，善良的底层百姓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领头的混混阿强，凭借着这股蛮横劲儿，不仅在城中村站稳了脚跟，还和一些不法商人勾结，做起了非法勾当。他买了豪车，在市中心租了高档公寓，天天花天酒地，吃香喝辣，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阿强之流的得逞，一方面源于其自身道德的沦丧和对法律的漠视，另一方面也凸显了社会监管的漏洞。相关部门未能及时察觉并打击他们的违法活动，使得非法行为得以滋生蔓延，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平秩序 。
一天，阿强带着几个小弟在村里闲逛，正好碰到老周拉着车回来。阿强故意挡在车前，阴阳怪气地说：“哟，老周，今天生意咋样啊？保护费准备什么时候交？”
老周紧紧握着车把，低着头，咬着牙说：“我真的没钱，能不能行行好，别逼我了。”
阿强一听，哈哈大笑：“没钱？那就别在这儿混，这一片儿我说了算！”说完，一脚踢在车轮上，带着小弟扬长而去。老周望着他们的背影，拳头攥得紧紧的，眼眶里满是愤怒和无奈。
从社会资源分配层面来看，苦命人由于经济条件差，在获取优质资源上举步维艰。以教育资源为例，偏远山区善良朴实的家庭，即便父母辛勤劳作供孩子读书，孩子自身也勤奋努力，但因当地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他们很难在高考中与城市孩子竞争。
这背后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资源分配过度倾向城市，导致农村教育发展滞后，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通道变窄。
再看医疗资源，贫困地区的善良百姓一旦身患重病，可能因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只能放弃治疗，任由病魔折磨，生命消逝。
而一些不法商人，利用财富与关系，即便患病也能享受顶级医疗服务，轻松延续生命。这种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本质上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以及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的体现，让贫困者在疾病面前更加脆弱无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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