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烫手的山芋到了手里，顾祝同也是无可奈何。
南昌行营的作战大厅里，地图上红蓝箭头密密麻麻，参谋们围在长桌两侧，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但谁也给不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红十八军去了哪里？红十六师又在何处？情报不明，方向不清，连共匪的影子都摸不到，怎么打？顾祝同站在地图前，双手叉腰，眉头拧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他知道刘峙把球踢过来是什么意思——不是共匪在鄂境打不了了才推给他，是刘峙不想打了，是不想替他顾祝同出力，是不想自己的部队越过省界去给南昌行营当枪使。
这个球，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接了，他手里没情报，没准备，连共匪的确切位置都不知道；不接，南京那边交代不过去。
他回到桌前，拿起电话，摇通了南京的专线。电话那头，校长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顾祝同的耳朵里：“剿灭。”两个字，干净利落，没有解释，没有商量。
顾祝同放下电话，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南京的电报很快到了，措辞比电话更严厉，要求南昌行营立即出动部队，围歼窜入赣西的残匪，不得有误。顾祝同把电报看了一遍又一遍，纸边都被他捏出了折痕。
他把电报放在桌上，转过身，面对着墙上的地图。他不知道红十八军去了哪里，不知道红十六师在哪里，甚至连共匪是不是真的到了赣西都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时间太短了，从接到刘峙的通报到现在，还不到一天。一天的时间，够干什么？够把湘赣边界所有的山都搜一遍吗？够把萍乡、宜春、新余的防线重新部署吗？够派出部队出击吗？
但他不能等。南京的命令已经下了，他再等就是抗命。
“传令下去。”他的声音不大，但作战大厅里每一个人都听到了。“发动情报系统，所有眼线全部撒出去，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摸清共匪的位置。萍乡、宜春、新余一线，各部队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加强防线部署，重点把守公路、桥梁、渡口。再抽调两个团，从宜春出发，向万载方向搜索前进——不要走太快，保持警惕，发现共匪立即上报，不要擅自交战。”
命令一条接一条地发出去。参谋们抱着文件夹跑进跑出，电话铃声不停地响，译电员的笔尖在纸上刷刷地划着。各部队从驻地拔营，向指定位置开进。士兵们扛着枪，背着背包，在公路上匆匆行走。一切都在按照顾祝同的命令运转，一切都在准备，一切都在等待——等待情报，等待共匪的消息，等待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的战机。
然而，就在国军还在调整防线、等待情报的时候，红十八军和红十六师已经完成了会师。
地下党的同志传回了情报。那份情报写在一条窄窄的白纸上，字迹很小，密密麻麻的，被卷成一个细长的纸卷，塞在一截空心的竹竿里。交通员化装成进山采药的农民，挑着一担草药，沿着山间小道走了整整一天，躲过了国民党的两道关卡，穿过了三个村庄，爬过了两座山，在傍晚时分到达了红十六师的防区。哨兵拦住了他，他放下药担，从竹竿里抽出那个纸卷，递了过去，只说了一句话：“红十八军已经在路上了，明天就到水江。”
红十六师的指挥员接过纸卷，展开，借着最后一抹天光看完了上面的字，然后转身走向电台。电报很快发出，向着红十八军的方向，告诉他们：水江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在水江等你们。
第二天，红十八军从铜鼓外围的山区出发，一路急行军，在下午到达了水江。红十六师的接应部队提前两个时辰到达，占据了水江周边的制高点，架好了机枪，布置了警戒哨。
两支队伍在村口的打谷场上会合了。红旗插在打谷场中央，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战士们站在红旗下面，灰蓝色的军装汇成一片，分不清谁是十八军的，谁是十六师的。有人笑了，有人哭了，有人拍着对方的肩膀说不出一句话，有人蹲在地上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的。
蒋现云和林锐生站在打谷场边上，看着那面在风中猎猎作响的红旗，看着红旗下面那些灰蓝色的身影，看着那些从不同方向走来、终于走到一起的战士们。远处，红十六师的炊事班已经架起了锅，开始烧水煮饭。炊烟在暮色中袅袅升起，混着米饭的香气，在水江上空飘散开来。
而在南昌行营，顾祝同还在地图上寻找红十八军的位置。
很快红18师向红六军通报了她们的位置和红8军的情况好让红六军早做准备， 双方立刻开始商议如何突破防线
会师的消息通过电波迅速传回了红六军军部。水江这个不起眼的小地名，在地图上被红蓝铅笔重重地圈了起来，旁边标注着“红十八军”“红十六师”两个番号。
军长和政委站在地图前，目光从水江向南、向东、向西扫过，每一条公路、每一座桥梁、每一个可能被敌军封锁的要点都标注得清清楚楚。红十八军虽然已经与红十六师会合，但这里仍然是白区，仍然在南昌行营的势力范围之内，敌军的防区层层叠叠，像一道又一道的铁丝网，从萍乡、宜春、新余一线向北压过来。顾祝同虽然没有摸清红十八军的确切位置，但他的防线已经在收紧，像一只巨大的手掌，正慢慢合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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