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三军抵达鄂豫皖苏区时，已是深秋。
红二十三军作为临时番号被取消，缩编成二十三师，从十八军的序列中划出，并入红四军。旗帜叠了起来，番号封进了档案，几千人的队伍变成了一个师，像一条大河汇入了更大的河流，水流还在，名字换了。
换防那天，二十三师的官兵们在操场上列队，灰蓝色的军装连成一片。新番号的旗帜升起来的时候，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喊口号，只有风声和旗帜猎猎的声响。
周亦云没有去操场。他站在窗前，看着那面新旗在风中升起，看着那些灰蓝色的身影在旗帜下立正、敬礼，看着这支他一手带出来的队伍，正式成为红四军的一部分。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手在窗台上轻轻叩了两下，有节奏的，不紧不慢的，像在敲着什么暗号，又像只是在打发时间。
转任的命令很快下来了——鄂豫皖苏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不低，排在张国滔之后，名列前茅，看上去风光无限。但周亦云心里清楚，这个位置，在如今的鄂豫皖，已经沦落成一个标准的、位高权重的养老职务。有权，但权不在他手里；有位，但位是摆给别人看的。开会的时候他可以坐在主席台上，名字可以排在文件的前面，但真正做决定的时候，没有人会问他。
周亦云在苏区开展工作之后，才彻底看清了这里的局面。
一切大权，全部掌握在张国滔手里。军事、政治、组织、肃反，事无巨细，都要经过他点头才能办。
下面的干部对他唯命是从，不是因为他能力强，是因为怕他。怕他的权威，怕他的手段，怕他手里的那支笔——那支可以在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上画钩画叉的笔。
周亦云去各部门走访时，听到最多的不是工作汇报，是欲言又止的沉默和左顾右盼的眼神。没有人敢跟他说太多，没有人敢跟他走得太近。他像是被隔离在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子里，能看见外面的一切，但触不到，摸不着。
周亦云自然明白，时间快到了。
他不是不知道张国滔的为人。在前世谁没有看过历史，在加上曾中声给他讲过的鄂豫皖的种种传闻。但听说归听说，亲眼看到是另一回事。他没想到局面会严重到这个地步——不是仗打不赢，不是部队不够多，是人心散了。
干部们噤若寒蝉，指挥员们束手束脚，连作战会议上都不敢畅所欲言。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连在作战会议上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这仗还怎么打？
此时的苏区，表面看风平浪静。机关正常运转，部队正常训练，老百姓正常过日子，街上有人卖菜，河边有人洗衣，学校里有人读书。
但周亦云从那些细微的、不易察觉的裂缝中，看到了底下涌动的暗潮。在机关食堂吃饭的时候，有人端着碗坐到他旁边，吃了几口又端着碗走了；在会议上发言的时候，有人说完“我同意张主席的意见”之后，偷偷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话，但说不出来；在走访部队的时候，有老部下悄悄拉住他的袖子，低声说了一句“周副主席，您小心”，然后松开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走开了。
先前，由于“肃反”扩大化损失了大量的干部，恶果在武汉战役中已经显现了出来。指挥员不够用，有编制没人；战斗骨干断层，老兵带新兵，新兵还没练熟就上了战场；部队协同不力，各打各的，打成一锅粥。
武汉战役的失利不是偶然的，是此前一系列错误决策的必然结果。而张国滔主张攻打武汉，而武汉的起义给了张国滔理由，也给了那些对他不满的人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借口——你不是说你是对的吗？武汉有红十八军这种精锐部队都没有守住，难道我们队伍就可以守住，而张国滔的战略便是占领武汉，红十八已经证明了张国滔的路线错误，此举严重打击了张国焘的威信。在此之前，他的权威是铁板一块，没有人敢质疑，没有人敢反对。在此之后，铁板上出现了裂缝。
红二十三师的到来，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不是一支普通的部队。这是从鄂南突围出来的英雄部队，是经历过战火考验、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战斗、最终胜利归来的部队，并且这支部队是以技术工人，学生，知识分子为的军队，其军队结构就和鄂豫皖的军队有本质的不同。
而他们的指挥员周亦云、曾中声，是鄂豫皖的老领导，在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威望。他们的到来，改变了鄂豫皖的力量对比，也给那些对张国焘不满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依靠、可以信任、可以团结的核心。
在鄂豫皖苏区的总结会上，曾中声等人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公开批判。这不是私下议论，不是背后嘀咕，是在正式会议上，当着所有人的面，一条一条地摆事实、讲道理、论危害。
曾中声没有拍桌子，没有骂娘，甚至没有提高声调，只是把那些事实一条一条地摆出来，像在桌面上摆棋子，每一颗都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让所有人看见。你杀了多少人？你错杀了多少人？你排挤了多少干部？你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这些事，不是没有人知道，是没有人敢说。现在，有人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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