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学院的广告系虽然成立的不算早，却凭借着坐落于京城，发展得飞快。广告系成立的那一年，许多考生还不愿意来报考，以至于收分很低，不久后就成为最受欢迎的专业，数年都位居转入专业人数的数量之首。
想到这里，余切道：“你报考的这个学校大有作为，不要看轻自己将来的母校了。”
张俪听见余切的语气很认真，也不好再抱怨了，而是说：“我最近有些患得患失，思想上很焦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感觉我都不像我。”
思想上焦虑？
现在学也要考上了，以后的用度也不用愁，到底还焦虑什么？
“我看你啊，是欠学习了。一让你轻松下来了，你反而浑身不舒服。”
正巧，桌上全是没做完的测试题。余切道：“我们换个地方，再来好好抽查你的学习情况。”
“又查？还查？”
张俪拗不过他，不一会儿，黄花梨木大床上，又响起一应一和的声音。
只听得余切道：
“有一户人家，五个人，晚上要过一个独木桥。但是他们只有一盏灯，这盏灯只能用三十秒，而他们都要过桥！这五个人过桥时间如下……”
“余哥哥，你……你别考我了，先关灯。关……关灯……”
“为什么要关灯？我看不清楚字了。”
“大白天也开灯吗？”
“就是白天开灯，才有感觉。”
——
八月下旬，余切的《乡村教师》越来越受欢迎。
这一同时有中英双语，在美国发表后也有不错的反馈。
克拉克曾质疑沃森和余切的关系，现在詹姆斯沃森到处拿着《乡村教师》的稿件宣称：在针对中国乡村教育的事情上，我和余达成了共识，我们的关系非常好。
他是从爱国的角度来谈的，而我是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谈论——中国人的智力确实更高。
算起来，这和《地铁》中所体现的价值观是类似的。在人类的延续问题前，其余的都是细枝末节。但这故事又不像《地铁》那么残酷。
作为一篇应对于乡村教育的短篇，余切在其中体现出童话般的温情。
《京城文艺》的李铎在评论中认为他状态回来了：“在拿到塞万提斯奖，又在欧美游学数月后，余切开始进入到新的创作期。”
“可以想到，他在之后会有新一轮作品的井喷期。作家往往也需要良好的状态，才能写出好文章，塞万提斯奖激发了余切的进取心。”
鉴于在国内，已经很少有人再来批评余切，或是对余切的某些文章提出异议。
于是这种在创作上的冲动，很多都源自于余切自身的“不满足”，他不断给自己设下新目标。
历史上很多作家都会受到场外因素的巨大影响。
例如鲁迅在三十年代时，碰到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使他一度感受到生计相当困难，他写了五六篇稿子都被封杀了，一分钱也拿不到，鲁迅心力交瘁，没有写的心情了。
隔壁的茅盾因理论水平比较好，还能炒股，他热情洋溢的书写沪市在大萧条下的惨状，指出红色才是希望。而鲁迅未能系统的学过这方面理论，他只能在自己日记中不断吐槽。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仍然在生活上比较讲究，他的生活完全“中产阶级化”。许广平在回忆录中实话实说：他买书花费不菲，且出手阔绰；他在新光大戏院看电影，总是跑到“花楼”上去看。
这代表鲁迅花了几倍的价格，就为了看电影时坐在上等位。
当鲁迅迟迟得不到稿酬时，鲁迅不得不在一两年内翻译二十多本国外着作，赚这些无风险的快钱，这大大的挤占了他用于思考的时间，使得鲁迅在长篇一道上始终没有建树。
余切比较注意这件事情，他从不被稿酬所绑架。相较于他的极高收入水平，他在生活上绝对谈不上奢靡。
八月末，张俪期待已久的录取通知书到了鼓楼大街，她欣喜若狂。为了庆祝老婆考上大学，成为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余切为家里面提前买了一辆桑塔纳。
余家也要有四个轮子的车了。
汽车是委托朋友艾风弄下来的，艾风是《经济日报》的编辑，他是文艺界中有名的轿车爱好者，一生都支持轿车私有化。
此时内地市场的“豪华轿车”充斥一批苏系轿车，再好一些的就是雪铁龙和日系车，桑塔纳在其中简直是鹤立鸡群，很受商人和地方政府欢迎，几乎不可能原价拿下来。
当桑塔纳开到余切家里面的时候，张俪也出来看。只见到这辆汽车落在巷口，线条硬朗，通体是哑黑色的漆光。又神秘又霸道。
张俪正要问：这是谁家的车？
余切就示意张俪再靠近一点，开玩笑道：“这是我的车，但是归根结底，也是你的车，张俪。”
张俪当场激动得叫了一声。
“谁能不激动呢！”艾风从车里面跳出来道：“诺，余教授，你家的桑塔纳到手了！京城这么多外国车，只有桑塔纳算是一辆正儿八经的车，它是一辆真正的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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