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公安厅的办公室里，夕阳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祁同伟挂了最后一通电话，指尖还残留着手机的余温，他端起桌上的青瓷茶杯，抿了两口微凉的茶水——茶叶是去年的明前龙井，味淡了些，却刚好压下心头的烦躁。
随后，他往后一靠，整个人陷进宽大的真皮沙发里，摆出一个标准的“葛优躺”，双眼缓缓闭上。这姿势透着股难以掩饰的疲惫，毕竟这几天，宋天临的案子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整个公安厅都不得安宁。
案子表面看就是起普通强奸案：富家子弟宋天临在酒店施暴，被刑侦总队副总队长严励当场抓获。可祁同伟不是傻子——他调了所有讯问笔录，反复看了三遍审讯录像，还亲自去看守所提审了宋天临，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最可疑的就是严励的出警时间。笔录上写得清清楚楚，严励带着两个刑侦队员，在宋天临施暴的第三十七分钟赶到现场，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刚好“抓了个现形”。这事儿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有人匿名举报，严励恰好就在附近办案，纯属巧合；要么就是严励早就知道宋天临要动手，提前在酒店附近蹲守，等着“瓮中捉鳖”。
严励给出的解释是第一种，说接到匿名电话时，他正在隔壁街道查一起盗窃案，顺道赶了过来。可祁同伟偏觉得是第二种——他提审宋天临时，那小子哭哭啼啼说自己被“逼供”，审案的人根本不问强奸的细节，一个劲逼他说父母收了多少好处、帮人办了多少违规事。这哪是审强奸案？分明是冲着宋天临的爹——昆明市市长宋鹏辉来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祁同伟睁开眼，眼底掠过一丝冷意，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沙发扶手。宋天临就是个引子，严励和那两个刑侦队员，不过是别人手里的刀。他最恶心的是另一种可能：如果严励真是提前蹲守，为了坐实宋天临的罪，眼睁睁看着两个女孩被糟蹋而不出手……那这小子，根本不配穿这身警服。
与此同时，常务副厅长田政兵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得像个蒸笼。他捏着眉心，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桌上的案件卷宗摊开着，宋天临的照片被他用指尖戳得皱巴巴的。
这几天，他的头就没疼停过。原本想把“办宋天临”的黑锅甩给祁同伟，可祁同伟精得像只狐狸，一句“我在休假，案子归刑侦总队管”就推得干干净净，最后黑锅还是稳稳当当扣在了他头上。
更糟的是宋鹏辉。那老狐狸根本不是软柿子，一边发动自己的关系网——从市委常委到省人大代表，一个个电话打过来施压，一边派人搜集“宋天临被陷害”的证据，甚至找了两个受害女生的家长，又是送钱又是许诺安排工作，试图让家长改口。
宋鹏辉是一市之长，手里握着昆明市公安局的实权，竟直接调动市局力量，跟省厅明着对着干，还把矛头全指向他这个常务副厅长。更让他憋屈的是，顶头上司、公安厅长程志兴，偏偏这时候去外地“调研”，把烂摊子全扔给他。
最让他心慌的是省委书记侯向阳的态度。一开始侯向阳还默许他“办宋鹏辉”，可这两天态度变得模棱两可，昨天他去汇报工作，侯向阳只淡淡说了句“依法办案”，连眼神都没给一个。反倒是省长蓝焜，特意打了个电话，语气严肃地强调“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放？还是不放？”田政兵喃喃自语，手指敲着桌面。人已经抓了，现在放了，等于打自己的脸，还会让宋鹏辉彻底警惕，以后再想找机会难如登天。可不放，侯向阳那边态度不明，蓝焜又强调“依法”，他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
就在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了，屏幕上“侯向阳”三个字让他浑身一僵。他立马掐灭烟，挺直腰板，按下接听键，声音恭敬得像个学生：“书记，您指示。”
“政兵，”侯向阳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宋天临的事，你再看看。如果情节不严重，能放就放了，别把事情闹大。”
“好的书记，我明白了！”田政兵连忙应下，挂了电话后，他痛苦地拍了拍脑门，一股火气堵在胸口——当初是你说要“敲打宋鹏辉”，现在又让我放人，把我当枪使，最后得罪人的是我，里外不是人的还是我！
可领导的话不能不听。他咬咬牙，拨通了刑侦总队长毕文生的电话，语气带着压抑的怒火：“毕文生，去看守所，把宋天临放了。”
“什么？放了？”
刑侦总队的办公室里，严励手里的审讯记录“啪”地掉在地上，纸张散落一地。他猛地抬头，眼睛瞪得通红，声音像被砂纸磨过，嘶哑地吼道：“田厅疯了？宋天临犯的是强奸罪！证据确凿，怎么能放？”
毕文生坐在办公桌后，手里转着钢笔，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早就看严励不顺眼了——这小子仗着田政兵赏识，动不动就越级上报，把他这个总队长当空气。“你一惊一乍干什么？”毕文生放下钢笔，靠在椅背上，语气里满是嘲讽，“田厅说放人，那就放。有意见？自己找田厅说去，别在我这儿嚷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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