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五一早，刘医生再次与我进行了深入沟通。
如今面对刘医生，除了“重生”相关的事项，我已基本能坦诚一切——包括自己的想法、延伸思考以及各种猜测。
他询问我，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整，对复读有什么新想法。
我坦言自己有些微妙的排斥感，却又觉得不尝试会后悔。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我选择的复读学校因为是封闭环境，复读本身的压力、同学可能的探究甚至流言蜚语，都可能加剧我的焦虑。他问我对这些有什么看法。
接着，他问：如果我近期返校，心理压力过大时会怎么做？如果中途再次不得不放弃，又将如何面对？
然后，他又一次探讨了我回校重读的目的，以及明年再试一次的可能性......
整个沟通过程都围绕着复读展开。之后，他又详细地和我老妈聊了一次。
让我十分意外的是，从初六开始，刘医生竟然开始和我具体讨论起复读的可能性——确切地说，讨论已不止于可能性，他是在和我规划复读的准备工作。
起初我有些不解，觉得这类事情他应该和我妈沟通。
但隐隐地，我又明白这似乎是他的一种治疗手段。因为重新归校的方式是逐步推进的，甚至大体框架是我自己定的。
后来，老妈跟我感叹刘医生很尽责，替我考虑了很多。
老妈对我说，学校那边我实际上已经缺席 50 多天了。
也就是说，我住院已经五十多天了。我翻了下日历，记得自己是十二月第二个周六离校的。这一点从老妈那也得到了确认：我是 2005 年 12 月 10 号晚上离校的，而现在已经是 2006 年 2 月 3号了......
当然，实际没上课的天数并没有这么多，毕竟学校也有假期。但‘五十多天没返校’的记录，要知道我可是高三。
老妈没具体说她和学校沟通的过程，我估计结果不会太融洽——毕竟私立高中更看重升学率。但同样地，学校也说不出让我赶紧退学的话。
跟刘医生聊复读安排时，他给了我不少建议。
他提议我先做尝试，比如这几天自己复习之前学过的内容，不要一时冲动就直接回校。
另外，即使确定要回校，他也建议我不选择住校。不过他也点明了：如果是封闭式管理的私立学校，无论哪所，可能都会对我这种特殊情况给予破例——允许走读。但与此同时，这种“特殊”本身也必然会给我带来额外的压力。
最后，他硬性要求：我必须确保每周复诊两次！
综合这些情况，再加上我落了这么久的课，他才让我慎重考虑是否复读。
这次聊完后，他少见地没有宽慰我，而是把所有困难和不确定性都明明白白地摆在了我面前。
他给了我选择的权力，但只强调了一点要求：如果我决定复读，必须一周复诊两次。并且，过程中一旦发觉我病情加重，就必须随时终止。
......
整个过程老妈都没参与，既没鼓励，也没提建议，不过我能看出她深切的担忧。
董姝予倒是鼓励我，让我先别考虑那么多，没事自己看看书再说，觉得自己能适应就考虑复读，如果不行也没什么。
面对董姝予的宽慰和建议我只能苦笑。她不懂，看来刘医生也没跟她说，但我能意识到，这其实就是刘医生给我设置的复读门槛。
如果现在就开始焦虑得不行，那就不用考虑复读的事了，没意义。因为去了也会再次陷入内耗，最终自己放弃。
看着董姝予，我思索了好久。我其实没感到焦虑，甚至还在回想在学校时的状态。
现在我已经琢磨明白了，当初在学校，大概是打破了某种认知平衡，导致自己因焦虑和失眠而上课注意力不能集中，进而加深内耗，最后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的状态，应该就是大脑耗竭了。
抿了抿嘴，看着坐在床边一脸无奈的董姝予，我问道：“我妈呢？”
董姝予“啪”一声躺在我床上，嘟囔道：“不知道，好像去买东西了。”
我点点头，问：“给你唱歌啊？”
看着一脸懵的董姝予，我笑了笑，想试试。
倒也不是为了别的。在学校解离发生之前，我记得是董姝予问我最喜欢哪首歌。我当时努力回忆的似乎是《后来的我们》。我确实很喜欢这首歌，但现在，这首歌根本还没出呢。我还能清晰地想起，当时解离前，我正在回想这首歌的歌词，然后带着情绪的联想到了董姝予，接着产生了不好的预感，随即就解离了。
但现在我觉得，那次解离应该只是脑耗竭。就算不是，我也想尝试一下。
毕竟，理智告诉我：复读其实不重要。但情感上，我就是放不下。而且，如果现在还能触发解离，那确实不该去复读——否则，搞不好会把自己玩死。
看着她，我心情随意地哼唱起来：
“只期待 后来的你 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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