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开“旧时光书店”的木门时，门轴发出的“吱呀”声比去年更沉了些，像个喘不上气的老人。檐角的铜铃跟着晃了晃，没响——去年秋天那场台风把铃舌吹掉了，我捡回来放在抽屉里，一直没来得及装回去。门口那棵老玉兰树倒是抽出了新芽，嫩绿色的芽苞挤在灰褐色的枝桠上，像撒了把碎翡翠。风一吹，芽苞蹭着树皮，沙沙的响，我站在台阶上愣了会儿神，才想起这是今年的第一个春天。
书店是我爹传下来的，在老巷深处，三十多平米的屋子塞得满满当当。靠墙的书架从地面顶到天花板，漆皮掉得一块一块的，露出里面浅棕色的木头纹理。书架上的书挤得严实，旧的线装书和新的平装书挨在一起，有的书脊裂了口，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圈，胶带都发黄了。中间摆着两张长桌，也是旧的，桌面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刻痕，有小孩画的歪歪扭扭的小人，也有情侣刻的名字缩写，最显眼的是桌角那道深沟，是我小时候爬桌子摔下来磕的。墙角放着个煤炉，冬天用来取暖，现在闲置着，炉口积了层灰，旁边堆着几块没烧完的蜂窝煤。
我今年四十二了，守这书店快二十年。以前爹在的时候，书店热闹得很，街坊邻居没事就来蹭书看，小孩放学后趴在长桌上写作业，我娘坐在门口织毛衣，顺便看店。后来爹走了，娘跟着哥去了外地，老巷里的人也慢慢搬走了，书店就冷清下来。现在大多时候就我一个人，坐在柜台后面的藤椅上，要么翻本旧书，要么对着门口的玉兰树发呆。
今天开门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想着把去年冬天堆在角落的旧书整理一下。刚蹲下身，就闻到一股淡淡的霉味，混着老木头的味道，这是书店特有的气味，闻了二十年，早就刻进骨子里了。我伸手抽最底下那摞书，指尖刚碰到书脊，就听见门口有脚步声，不轻不重，踩在青石板路上，嗒嗒的。
“有人吗？”是个女人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像春天的雨。
我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看见门口站着个穿米白色风衣的女人，头发齐肩，发梢有点卷，手里抱着个纸箱子，箱子上印着“文学类”三个字。她看见我，笑了笑，眼角弯起来，露出一点细纹：“您是李老板吧？我是隔壁新开的花店老板，叫苏晚。昨天搬东西看见您这儿开着门，今天特意来打个招呼。”
我点点头，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坐会儿？”
她把箱子放在地上，说了声“谢谢”，没坐，眼睛往书架上扫：“您这书店开了挺久了吧？我小时候好像来过，那时候门口有棵大槐树。”
“槐树十几年前枯死了，后来换了玉兰。”我递过去一杯温水，是早上刚烧的，杯子是我娘留下的搪瓷杯，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掉了块瓷。
她接过杯子，指尖碰到杯壁时顿了一下，又很快笑了：“玉兰也好看，等开花了肯定香。”
她没多待，说还要回去整理花材，临走时给我留了一小束洋甘菊，用牛皮纸包着，淡淡的黄，看着清爽。我把花插在搪瓷杯里，放在柜台上，杯子里的水映着洋甘菊的影子，倒让这冷清的柜台添了点活气。
接下来的日子，总能听见隔壁花店的动静。早上七点多，苏晚就会拉开卷闸门，“哗啦”一声，接着是喷壶喷水的“滋滋”声，偶尔还有她哼歌的声音，调子轻轻的，听不清唱的什么。有时候我整理书累了，就趴在柜台上看她，她穿着浅蓝色的围裙，蹲在地上修剪花枝，阳光照在她头发上，泛着一层浅金色的光。
她常来书店蹭书看，大多是傍晚，花店关了门，她就端着杯花茶过来，坐在长桌旁翻书。她不爱看新书，总找那些封皮泛黄的旧书，有时候是冰心的散文，有时候是鲁迅的杂文，最多的是诗集。有一次她翻到一本徐志摩的诗集，书页都脆了，里面夹着片干枯的枫叶，她拿着枫叶对着光看了半天，轻声说：“以前我奶奶也爱夹枫叶，说枫叶红的时候，秋天就真的来了。”
我没接话，给她续了点热水。她抬头看我，笑了笑：“李老板，您这儿的书都有故事吧？”
“书没有，看书的人有。”我指了指桌角那道深沟，“我小时候摔的，那时候我爹追着我打，娘护着我，把这本书塞给我，让我躲在书架后面。”我说着拿起旁边一本《安徒生童话》，封皮都掉了，“就是这本。”
她接过书翻了翻，里面有我小时候画的涂鸦，歪歪扭扭的小人，还有用蜡笔涂的红太阳。“真有意思，”她抬头看着我，“您守着这书店，是不是也在守着这些故事？”
我愣了愣，没说话。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是守着书店，还是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苏晚的花店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尤其是周末，总有年轻姑娘结伴来买花，叽叽喳喳的，把老巷的冷清都驱散了些。她们买完花，偶尔会被书店吸引，进来翻几本杂志，有的还会问我有没有言情小说。苏晚就站在门口笑，跟她们说：“李老板这儿都是宝贝，你们慢慢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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