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卿圆审是大明王朝仅次于御审、廷鞫的司法审判，由外朝地位最高的九卿组成审判官。
为体现其庄严肃穆，圆审往往在午门外进行；又因为礼经的缘故，举办圆审的时间在霜降节气后。
十月九日这天，北京的最后一缕秋风自西山而来，萧瑟地掠过长安街来到午门下。
午门下摆着许多桌案，桌案以吏部尚书为首围成一个圈，每张桌案上都堆着张寅案的案卷。犯人及证人在圈中接受质询。
华夏儿女天性爱看热闹，每逢官老爷审案、宣判、行刑都有人山人海的围观群众。但因为张寅案涉及谋逆，所以此次圆审带有一定的保密性，除骆安监审，只有科道言官们站在桌案外围督察九卿。
对于所有的证人来说，县衙门一个书吏就足以使其腿脚打抖，他们做梦都没想过跟大明王朝的最顶级领导层面对面交流。
“韩良相，你说在北京打工时，遇到三兄弟，名李俊、李二、李三，此三人自称李福达之侄子，并告诉你张寅即是李福达，是也不是？”吏部尚书廖纪看过案卷，首先发问。
证人韩良相回道：“是，不过时间久远，小的有些记不太清了，大体如此。”
“李俊、李二、李三，此三人现在何处？”
“小的离开北京回乡后，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廖纪提笔写了心得备要，令韩良相退下。
洛川来的十五名见证人分三批上堂时，户部尚书孙交问道：“李福达是哪一年到洛川的？”
“回大人，是正德十五年。”
“那时候李福达多大？”
三批洛川人七嘴八舌，说法不一，有说四十的，有说五十的，有说六十的。孙交没再问，记下心得，令他们退下。
最关键的首告人薛良上堂时，礼部尚书罗钦顺翻翻案卷，问道：“薛良，那张寅与你交往多年，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是李福达的？”
薛良不知道答过多少次这个问题，胸有成竹道：“回大人，是徐沟县张家村张氏族长张斌告诉我的。
张斌说李福达用重金买通他修改家谱，投入五台县张子名之户落籍。”
罗钦顺见薛良回答与历次审讯一致，又问道：“张斌哪年哪月告诉你的？”
“张斌于正德十六年五月告诉我的。”
案卷上张斌逝于嘉靖元年，死无对证。
“张斌是否告诉过你，张寅是什么时候找到张斌，张寅又是什么时候被录入张氏族谱的？”
薛良没有想到官老爷会不停地问下去，呆了半晌道：“张斌没有说。”
“张斌在徐沟县什么地方告诉你的？他有没有对其他人说过李福达就是张寅？”
薛良眼见地脸色煞白，秋风吹出来他额头上的汗珠。
“小的，小的忘记了，只记得张斌张老太爷跟小的说过张寅是李福达。”
一个个证人进入圈内被反复审问，审问持续两天。三法司的颜颐寿、聂贤、汤沐这两天如坐针毡，强作镇静地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诸君怎么看？”吏部尚书廖纪在东朝房里看看其余主审官及科道言官。审讯过程由吏部两名郎中执笔记录，他们互相核对后，令书吏抄写数份，再由廖纪分发给大家。
“除了陕西洛川的证人，山西证人的指证证言都是从第三者那里听来的。”兵部尚书王时中看着手上的圆审记录稿摇头叹息。
户部尚书孙交补充道：“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寅就是李福达，证人的证言与五台、徐沟、太原、洛川等地方官府的黄册没有一项能对得上。”
“建议找到李俊李二李三，将其列为新的证人，进行第四次圆审。”工部尚书赵璜说道。
吏户礼兵工五位尚书一起看向颜颐寿：“大司寇意下如何？”
颜颐寿苦涩道：“指认张寅是李福达的证言环节是完整的：李福达从甘肃逃到陕西洛川，期间潜回山西，买通张斌冒名入籍，从此隐姓埋名经商，在北京被侄子认出。
个别证人的证言虽有瑕疵，但这些证言可以把李福达的经历前后串联起来，这不是偶然的。”
廖纪怜悯地看着颜颐寿，问道：“那大司寇仍然赞同山西巡抚、巡按、按察司的会审结果，同意对张寅凌迟了？”
颜颐寿咬咬牙道：“正是。”
廖纪不再说什么，对旁边记录的吏部郎中道：“你们把圆审记录和此次合议纪要整理出来，我们九人签字后报给圣上。”
众人离开东朝房回家，一路上无人作声。其他人下意识地与颜颐寿、聂贤、汤沐三人保持距离，包括曾与颜颐寿、聂贤一起扼腕立誓铲除郭勋席书的陈皋谟等言官。
颜颐寿、聂贤、汤沐在随后几日，趁着阁老的休沐日分头去拜访四名阁老，但阁老们均以“已在文渊阁日夜值守半个月，身心俱疲”的名义闭门不见客。
颜颐寿仰天长叹道：“找一个直接的证据就那么难呀！”
颜颐寿仰天长叹之时，杨植舒芬姚涞三人手持襄助两广军务总督姚镆的敕书，连同刘羌栋等人，坐船来到山东临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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